提振中國經濟有哪些重要性和策略？北大國發智庫專家們這樣提議……

文：哀佳 石丹

新冠肺炎疫情（簡稱疫情）至今已進入第三年，中國經濟正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和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2022年3月開始反復發作的疫情，先后使深圳、上海、北京等對經濟增長起引領作用的大都市先后按下或長或短的“暫停鍵”。同時，中國經濟還疊加了烏克蘭局勢等地緣政治突變和美聯儲加息等國際金融環境變化帶來的外部壓力。

面對復雜多變的內外環境，提振中國經濟有哪些重要性和策略呢？2022年6月8日，中經傳媒智庫聯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智庫、傳播中心舉辦了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會直播，以“提振中國經濟：緊要性、復雜性與策略性”為題，展開了一場對當下宏觀經濟形勢和穩經濟策略的系統性討論。

復雜的宏觀經濟形勢

“疫情沖擊帶來的短期變化，都是階段性和外在的。”總體看，中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轉型升級、高質量發展的大勢沒有改變。

在2022年5月公布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時，國家統計局表示，今年以來，經濟新的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尤其是4月份疫情對經濟運行造成較大沖擊。統計數據顯示，4月經濟主要指標增速由升轉降或有所回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由3月份環比增長0.61%轉為下降0.82%；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11.1%；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2.9%。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在當時舉行的國新辦發布會上說：“總的看，這些都是由于疫情沖擊帶來的短期變化，都是階段性和外在的。”總體看，中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轉型升級、高質量發展的大勢沒有改變。

北大國發院副院長、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在6月8日談及影響中國2022年宏觀經濟形勢的因素時總結出三點：其一，突如其來的烏克蘭局勢對金融市場造成沖擊，影響了投資者情緒。從長遠來看，大宗商品市場、農產品市場價格可能開始抬升，這會給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個國家的經濟帶來顯著影響；其二，美聯儲持續加息給很多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挑戰，美聯儲作為全世界最重要的央行，收緊貨幣政策時帶來的國際金融市場流動性降低，對各國來說，可能會導致資本外流、貨幣貶值，甚至是資產價格下降，無論是對金融市場，還是對實體經濟，都會造成一些影響；最后，疫情已經進入第三年，最近幾個月對經濟活動造成的影響遠超預期。如果疫情能很快過去，經濟形勢或許會很快反彈，但綜合來看，現在的形勢跟年初相比仍要疲軟很多。

針對當下宏觀經濟形勢受到的影響，政策層面應推出哪些應對措施呢？黃益平認為，大體可以從幾個方面著手：其一，首先要減少疫情沖擊帶來的影響，盡快控制住疫情，或者找到一個退出的辦法；其二，進一步加大宏觀政策的刺激力度，用力度比較大的財政或貨幣政策來提振市場信心；其三，協調短期和長期政策的效果，在保證長期目標實現之前，一些更加具體的、平穩的短期措施對于行業來講至關重要；其四，政府可以考慮采取一些直接的紓困措施，從政策層面給予企業和老百姓一些直接支持，這對于我們穩定經濟局面和未來經濟復蘇，可能會發揮很大的作用。

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國制定了5.5%的GDP增長目標，如今上半年已經過去，正處于至關重要的經濟政策窗口期。5月31日，國務院印發《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施》，涉及六個方面33項措施，包括加大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力度、擴大實施社保費緩繳政策、鼓勵對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貸款延期還本付息、降低市場主體用水用電用網成本等。

房地產短期提振之道

目前房地產刺激政策對于經濟總量的刺激作用可能不如預期那么大。一是房地產投資對總需求的直接刺激比想象中小，二是產業關聯效應并不突出。

房地產被視為影響經濟的重要領域，是支柱型產業之一。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0年，中國房地產產值僅為4141億元，在當年GDP中占比4.1%。二十年后，2020年中國房地產產值躍升至74553億元，在GDP中占比7.3%。在20年時間里，房地產產值大漲70412億元，增長率達78%。房地產對于拉動經濟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房住不炒”的政策已經實施快滿六年，我國過快的房價增長得到了顯著控制，主要的城市租金房價比現在趨于比較穩定的水平。但是，部分房企仍有很大經營風險，為此，在宏觀政策方面，北大國發院經濟學長聘副教授趙波介紹道：“2020年8月份，央行和住建部提出了‘三線四檔’的監管要求，對于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凈負債率以及現金短債比都作出了限制；之后，央行和銀保監會建立了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制度，規定不同種類銀行的房地產和個人貸款余額占比上限；此外，各個地方政府為了完成保交樓的目標措施采取了各種監管措施，其中一項就是加強對于房地產企業的商品房預售資金的監管。”

在這一系列監管措施之下，趙波表示，房地產行業的流動性受到了巨大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房地產開發資金來源中，國內貸款首次低于個人按揭貸款占比；二、個人貸款的增速大幅度下降，現房銷售有所反彈，期房銷售持續下降；三、社會融資增長結構發生變化等。

為了穩住2022年5.5%的增長目標，一系列短期刺激政策開始實施。各地樓市從今年開始迎來了大松綁，包括北上廣等一線城市在內的130多個城市，陸續出臺了各種各樣的調控松綁措施。其中，包含降低房貸首付、放開限購限售門檻以及對商品房預售資金監管過嚴的糾偏等。央行方面，近日宣布5年期LPR下調了20個基點，首套房商貸款利率也進一步下調20個基點。趙波認為，總的來看，這些措施在短期內能避免“大水漫灌”的風險和潛在的金融危機，有助于化解房地產庫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房地產企業的流動性。

趙波進一步表示：“只是，目前房地產刺激政策對于經濟總量的刺激作用可能不如預期那么大。一是房地產投資對總需求的直接刺激比想象中小，二是產業關聯效應并不突出。但即便如此，由于房地產帶動的第一行業是‘金融業’，房地產帶動的土地出讓收入也是地方政府財政的主要來源，且收入效應和財富效應均表現良好。因此，短期來看房地產刺激政策對經濟發展是有效的。”

除房地產企業之外，黃益平強調：“保經濟主體其實就是保中小微企業。我國目前主要做法是提供銀行信貸，效果表現良好。但下一步金融機構應該想辦法，對有需要的中小企業持續提供信貸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民營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已經超過國有企業，在經濟形勢不好的情況下，還本付息的壓力會非常大。因此，除了財政方面的減稅降費、降低成本以外，可以考慮由金融機構、央行提供類似貼息或者暫緩付息的支持。”

現金和消費券雙向發力

消費貸款的確能夠起到一個好的作用，但前提還是居民要有相對穩定的收入。從目前大部分情況來看，沒有穩定的收入容易出現資金鏈斷裂、全面大幅度逾期的情況。

對于疫情造成的影響，除了企業層面，教育部長江學者、北大國發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劉國恩認為，疫情對經濟造成的沖擊，使得社會不平等問題趨于嚴重，應當引起

。

劉國恩表示，疫情對整個社會的影響主要分為兩類，一種是生命損失，另一種則是生存質量下降。具體來講，疫情增加了疾病負擔和死亡風險。但是，根據中國過去兩年情況來看，由疫情帶來的經濟影響，居民生存質量下降問題更為嚴重。主要體現為弱勢群體獲得收入的能力大幅下降，很多低收入群體面臨重返國家貧困線以下的風險。

北大國發院教授、教育部-北大人力資本與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沈艷所在團隊研究表明，現階段來看，保老百姓的生活就是保社會穩定，建議國家可以盡快發放生活補貼，具體以每人500元現金或500元消費券為宜。在當下消費不振的情況下，發放現金和消費券可以起到短期刺激經濟發展的作用，而對于那些低收入群體，發放現金和消費券也能有效避免陷入再次返貧的困境中。

從社會消費品零售數據表現來看，沈艷介紹，從2022年3月以來，零售消費出現了四個特征，一是下滑程度深；二是線上線下共振同時下跌；三是地域廣；四是牽扯的行業多。相比于2021年，2022年3月份零售數據同比下降4%，4月份同比下跌11%。

因此，通過給老百姓直接發“錢”的方式，或許能起到提振消費的作用，沈艷團隊建議，首先，建議由中央統籌，地方各盡所能，對各地區不同收入的家庭一視同仁，對更困難地區、更困難的家庭可以優先發放或加大發放力度。

其次，在發放內容上，建議同時發放消費券和現金，只有發放現金才能讓消費券真正發揮作用。對于影響民生的關鍵行業，要及時發放小額、有效期短且使用靈活的消費券；在發放方式上，可以與現有數字平臺合作減少發行成本，將現金發放與消費券使用作一定捆綁，最大程度讓發放資金轉化為消費。另外，可借助社保個人賬戶體系，往綁定的賬戶發放資金。

最后，在救助資金來源上，可通過多種渠道籌集，例如發行抗疫特別國債、基建項目延遲時，可調撥資金先發補貼，根據進度將這部分投資資金安排到下一財政年度。沈艷強調，整個發放過程需信息透明，加大監督力度，讓現金盡快、盡可能公平、盡可能全面地發到老百姓手中。

對于部分家庭或個人，是否可以考慮放松或增加消費貸款的發放力度？沈艷認為：“消費貸款的確能夠起到一個好的作用，但前提還是居民要有相對穩定的收入。從目前大部分情況來看，沒有穩定的收入容易出現資金鏈斷裂、全面大幅度逾期的情況。所以，在有穩定收入作為前提下，再去考慮消費貸款方面的發放是可以的。另外，消費貸款的發放，從銀行角度來講要商業可持續，可以借助風控技術識別出確實有還款能力的優質個人，給這部分人群增加一些貸款發放，讓他們實現跨期提前消費，從而刺激消費。”

以社會救助穩就業

青年群體就業壓力大，除了宏觀增長弱勢的背景以外，還凸現了目前階段青年人特殊勞動力市場板塊的匹配問題以及結構性摩擦。實際上，針對青年人的就業問題不能光是短期考量，更應該把短期跟中長期結合起來考慮。

北大國發院金光講席教授盧鋒指出，受到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國內勞動力市場出現新動向，工作需求總量大幅下降，就業形勢不容樂觀。今年，我國城鎮就業的新增勞動力約1600萬人，其中高校畢業生達1076萬人，還有近3億農民工在等待工作機會。無論從總量還是從結構來看，穩就業都面臨著不小壓力。

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強調，要“著力穩市場主體穩就業”，并提出“對中小微企業吸納高校畢業生的，加大擴崗補助等支持”。近段時間以來，各地各部門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力求能穩定和擴大就業。

例如上海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市財政局等部門聯合發布了《關于給予本市相關用人單位就業補貼應對疫情穩崗保就業的通知》，強調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餐飲、零售、旅游、交通運輸、文體娛樂、住宿、會展等七類行業中不裁員少裁員的企業，在年內實施困難行業企業穩就業補貼政策；天津市人社局印發《進一步做好穩就業工作的若干措施》，其中包括對招用畢業2年內高校畢業生的中小微企業和民辦非企業單位，按照每人1000元標準，按規定給予一次性吸納就業補貼等幫扶措施。

教育部長江青年學者、北大博雅青年學者張丹丹認為：“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歐美國家，在保就業、保經濟上的做法也值得我們學習，通過有效運用社會救助辦法弱化經濟對個體的沖擊。”

例如英國方面，自2020年3月1日開始實行新冠帶薪長假計劃，最高政府支付的工資達到了他們工資額的80%，執行時間為一年半，保住了1170萬個工作崗位，平均每個崗位花費4.5萬元，在英國疫情暴發最嚴重的時候，有將近19.2%的勞動力被政策覆蓋；美國疫情暴發早期赤資3500億美金恢復小微企業就業，盡量保留員工就業，通過放長假、保留醫保等方式完成失業救助。除此之外，拜登政府上臺之后，也采取了新冠救助計劃，提高最低工資，給年收入比較低的美國家庭直接發錢，增加失業救濟。

在社會救助對象和額度的選擇上，張丹丹建議：“從國際經驗來看，可以更加

服務型企業以及低收入群體。在救助額度上，平均1.5萬元一個職位要實現規模化可能比較困難，但是通過大數據對失業情況進行篩查，制定一些分層的救助措施，還是有可能實現的。”

盧鋒指出，青年群體就業壓力大，除了宏觀增長弱勢的背景以外，還凸現了目前階段青年人特殊勞動力市場板塊的匹配問題以及結構性摩擦。實際上，針對青年人的就業問題不能光是短期考量，更應該把短期跟中長期結合起來考慮。

因此，盧鋒表示：“我國政策需要在救濟性、救急性宏觀調控的同時，也要考慮中長期綜合系統的應對。從長期來看，還是要激活市場機制，創造充足的就業崗位作為根本，以提升潛在經濟增速和推動轉型升級作為主導，然后再配合以可持續的結構性就業促進政策，從而推動我們國家的就業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

本文轉自:BMR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