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提振經濟，我們的政策要更有“競爭性”

導讀：7月15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上半年中國經濟指標數據，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2.5%，其中，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0.4%。面對疫情和國際局勢的雙重壓力，中國經濟應該如何恢復平穩增長？如何提振消費信心，抵御通脹壓力？中國能否完成2022年的經濟增長目標？如何看待當下圍繞金融、就業、物價產生的一些列焦慮情緒。觀察者網特邀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曹和平，就這些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

觀察者網：曹老師您好，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2.5%的同比增長，是否明顯低于之前的預期？

曹和平：確實低于預期。主要原因在于兩個方面：首先，整個業界低估了這一次新冠疫情肆虐對上海的影響，低估了長三角和環渤海地區連帶受影響之后對經濟的傷害。其次是外部因素，全世界經濟還在下行期，歐洲劇烈的軍事沖突蔓延的傷害使得整個經濟承受了巨大的下行壓力。

比如，上海疫情一出現，在封控、動態清零的過程中物流被中斷了，物流一中斷工廠的出貨就停了，出貨一停就會導致停工停產，這些傷害都是實實在在的，一是傷害了生產，二是傷害了消費。這種情況是之前沒有遇到過的。從國際局勢來看，一些西方國家“不作死就不會死”，把原本可以用在發展經濟和搞基建的大量資金用于擴張和戰爭，這些二戰受益國沒有能夠從戰爭中吸取教訓，導致世界經濟也深受其害。

觀察者網：現在看來，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似乎變得更“常態”了，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大眾由此產生的不安？

曹和平：大眾對經濟的預期確實遭到了傷害。比如說最近爆發的村鎮銀行事件就是人們對小銀行信心的不足造成的一種擠兌。還有房地產出現的資金鏈斷裂，這種不安全感會影響金融投資界，尤其是銀行會更加謹慎地運用貨幣和發放信貸。這些都是比較悲觀的一面。

但是這些事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積極和樂觀的因素。比如說村鎮銀行5萬元以下的儲戶可以兌付，國家對于這部分普通人有一個兜底，同時很多大額的儲戶其實是將在村鎮銀行存錢作為一種追逐高利率的投機手段，比如有人跨省去存款的。這部分作為“游資”的中高收入群體，實際上在村鎮銀行事件中受到了很大的打擊。還有房地產市場，我們的住宅供給某種意義上是大于有限的市場需求的，誰在炒房？被炒到天價的房子除了第一次剛需的買房人群，還有誰在買？這次房地產的動蕩，受到傷害的很多也是高收入人群。

我們可以想象，如果整個社會80%-90%的人沒有在這個過程中受到傷害的話，疫情對經濟的沖擊就是外部性的——來得快，去得快，因此不用過度地害怕疫情。如果俄烏沖突輸出的傷害能夠被控制住，雖然已經一定程度上對中國產生了沖擊，但不會對中國的經濟預期造成不可修復的傷害。

所以，目前我們還來得及在政策上加強支持的力度，呼吁整個社會共度艱難時刻，保護大眾對經濟的預期，尤其要加強對年輕人的支持。

觀察者網：說到年輕人，當下以年輕人就業為代表，整個社會面臨很大的就業壓力——第一份工作的壓力、保住工作的壓力和失業再就業的壓力都疊加在一起。

曹和平：確實是這樣。現在的就業形勢，年輕人是最難的。

就業形勢嚴峻的背景，是世界范圍內數字技術引發的經濟換擋升級和疫情造成的經濟下行連在一起了。這種情況有點像1929-1933年的全球經濟大蕭條，當時也正趕上大車間模塊化流水線的生產方式替代原有的生產模式，所以1933年之后世界經濟就重新起來；可惜的是幾年后因為國際上財富分配的不均衡爆發了世界大戰，因此現在全世界到了需要反戰的時候。

要解決就業問題，除了前面提到的抗疫、增強信心、降低外部風險之外，還應該重視以下幾點：

首先，繼續堅定地發展數字經濟，穩扎穩打地實現產業升級和更新換代，這樣才能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

第二，針對失業人群，政府要加大投入，有針對性地進行培訓。首先要讓他們盡快有保住生活的收入，然后根據他們自身的特點和特長補齊短板，進行綜合性人才的培訓。比如說，最近我老家認識的一個原本干砌墻的泥瓦匠，現在轉行做了物流最后一公里的快遞員。這個新職業就需要他自帶的與人社交的能力，但是也需要培訓APP的使用、結賬算賬等與新職業相適應的東西。再比如說，農村閑置的房屋，可以由政府或者集體出資進行改造，作為文化旅游業的配套設施，對村民進行服務業培訓，使農村靈活就業的人員成為第三產業的服務人員。

觀察者網：說到第三產業，您認為在當前第三產業的恢復相對緩慢，消費信心不足的情況下，如何提振消費，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

曹和平：我覺得，一個簡單直接的方法，就是給中國老百姓發消費券，一人2萬。

我們應該放開思想。為什么補貼消費者要比補貼企業劃算？在經濟學上有一個非常精準的運算：當你補貼貨幣的時候，它和資源配置的彌合度更高，當你補貼生產能力的時候，它和資源配置的彌合度更低。也就是說，政府每支付一分錢刺激經濟發展，你刺激消費要比你刺激生產有效得多，因為刺激消費不會把錢浪費在落后產能上。當年我們提出的家電下鄉就是這個思路。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美國發了三倍的貨幣給消費者，按照道理它的CPI應該上升到三四十甚至五十，但事實上并沒有，6月份是9.1，四月份和五月份分別是8.3和8.6。美國為什么敢于這么干，就是它斷定中國、歐美、日本不敢像它那樣瘋狂超發，于是美國先把錢發給了老百姓，讓美國人先買起來，保護住他們的預期消費欲望，把包袱甩給全世界，坐看全世界所有國家政府的貨幣貶值。

我認為，面對美國這樣不負責任地“割韭菜”，我們的貨幣政策不能僅僅是被動防御，要敢于反抗，有競爭性，不然會面臨很高的被“割韭菜”的風險。

觀察者網：今年上半年的經濟增長數據是否意味著我們今年增長目標需要有所調整？

曹和平：根據上半年的數據，如果要達到原本全年5.5的目標，下半年的增長就要達到9%，這顯然是不現實的。我預計，下半年的增速達到6%是有可能的，所以全年的增速目標調整到4%-4.5%是比較合理的預期。我們應該創造這樣一種輿論態勢，讓政府敢于做出這樣的調整。畢竟，無論對于中國還是對于世界，現在都是一個非常時期。

本文轉自: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