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銀行金融科技創新主體與正式合作者、政府關系之間的作用聯系

一、商業銀行金融科技創新與正式合作者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交易費用理論在解釋協同技術創新的問題上有了新進展，研究者們把交易成本范疇進一步擴大至學習成本、技術創新生產成本、協同生產成本等范疇。如Ring首次提出了學習成本定義，認為協作關系的形成有助于減少學習成本，特別是對于技術的弱勢方而言，協同是一個廉價的求學機遇。

在系統分析互聯網和策略聯盟關系時，也把協同成本的降低視為協同技術創新形成與發展的主要原因。合作創新實質上是一種企業聯盟內部之間的知識共享。組織之間的知識流通和相關的知識協作成本應成為討論的重點。反觀公司內部創新，雖然可以通過內部創新限制交易費用，但也阻斷了掌握其他公司專長技術的途徑。

正式合作可能使得公司掌握某種前沿技術的知識產權，也可能使得技術以相對于一般市場貿易更低廉的費率實現轉化，正式合作創新的最好渠道就是互聯網交易。就金融業來說，其技術創新蓬勃發展最主要依靠三類主體的驅動：傳統商業銀行、金融監管部門和金融科技公司。其中，商業銀行和金融科技公司同時面臨著制約自身成長的諸多障礙，達成合作將成為雙方協同蓬勃發展的基礎性趨勢。

金融科技企業的強項是技術，而商業銀行的強項則是金融服務的多樣性。金融科技企業利用信息技術優勢，可以大大改善業務流程，也可以在多種場合推廣簡單、有效、方便的金融服務，在獲取客戶信息和管理業務信息等方面也擁有巨大優勢。傳統商業銀行雖然具有較成熟的商業模式，并建立健全了風控體系，但在經營場景化、對顧客資訊的獲取與管理、以及產品設計創新能力等方面還有不足，商業銀行必須依靠金融科技來實現變革與創新。

支付寶、財付通、京東金融等網絡平臺借助新信息技術的發展，對中國傳統商業銀行市場形成了巨大影響。只有利用技術優勢，推動技術變革，傳統金融機構才能在新一輪競爭中不被淘汰。但目前，一些商業銀行，特別是中小銀行在技術研發方面的投入還不夠，技術創新意識不強，并未建立較強的研發體系。

根據上市商業銀行和有代表性的金融科技企業財報來看，傳統商業銀行投放到基礎研究領域的投資僅占到全年營收的3%，而金融科技公司的研發投入比例卻超過了25%。同時，商業銀行很難承擔金融技術創新的巨額投入，特別是對中小商業銀行而言。它們自身的創新力不夠，巨額的技術投入會成為商業銀行重要的包袱。中小型傳統金融機構在金融技術的競爭中搭建獨立技術平臺的可行性較小。

長期以來，我們按照專門分工方式形成了事業部與條線化業務管理體制，全新金融服務產品從行政部提出設計要求至最后面向市場推廣，至少要經過政府主管部門的立項審批、市場需求論證、開發設計與試驗、政府價格管理部門批準定價以及法律審核等一系列過程，各個環節花費的時間都很漫長。且由于產品的更新優化速度較慢，經常會出現新服務產品剛面世便落后于市場的現狀，內部反應速度跟不上快速的市場變化。

與之相比，金融科技產品的開發成本低，流程簡單、發行快速，在金融領域存在較大的效率優勢，具備很強的適應性和競爭性。因此，商業銀行和金融科技企業聯合，能夠提升自身的科技水平和工作效率。

與之相比，金融科技產品的開發成本低，流程簡單、發行快速，在金融領域存在較大的效率優勢，具備很強的適應性和競爭性。因此，商業銀行和金融科技企業聯合，能夠提升自身的科技水平和工作效率。

在協同創新層面，商業銀行與金融科技企業之間存在著合作目標的協同。盡管不少互聯網金融公司都早已拿到了電子支付營業執照，甚至通過小額貸款業務進軍信貸領域，但隨著我國互聯網金融監管政策的日趨收緊，它們也亟需與商業銀行開展合作。人民銀行已對互聯網金融機構和金融科技企業作出了明確的劃分，規定金融科技企業不可以直接從事金融服務，而只能和擁有牌照的金融機構聯合。

目前，金融科技企業大都明確地把技術作為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多數互聯網金融機構都在逐步轉變為金融科技企業。螞蟻金服、京東金融和度小滿都一再表示，他們將專注于發展金融科技，并注重于運用新科技和大數據分析能力來支持金融創新和推動普惠金融發展。

綜合以上分析，將金融科技公司作為商業銀行的正式合作方，并在后續研究中探討其與商業銀行的合作環境。需要強調的是，目前，各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和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紛紛設立了全資金融科技子公司，并正在向同業其他金融機構輸出相關技術。因此，的金融科技公司包括其他銀行的金融科技子公司。

二、商業銀行金融科技創新與政府監管

在傳統金融理論框架下，政府和金融創新發展目標總是無法達成一致。政府希望通過監管手段保護投資者，維護金融市場穩定。金融創新企業則希望擺脫政府的行政束縛，快速占領市場獲得壟斷收益。

因此，二者具有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在經濟繁榮時期，金融發展偏向于自由主義，推崇金融自由化，奉行輕觸式政府監管。然而，歷史經驗表明，在缺乏政府監管的金融市場中，雖然金融可進行顛覆式創新，但這種創新走向極致后必將引發金融危機甚至是經濟危機。而在每次危機過后，勢必又會引起有關危機的深刻探討和隨之而來的金融監管變革，并不斷上演“金融危機—政府監管—金融抑制—放松監管—金融創新—新金融危機”的歷史輪回。

因此，政府監管和金融創新發展關系可分為兩大類：一是探討政府作用，以政府為研究對象，試圖通過改革政府，重新定位政府職能和治理模式；二是從金融監管出發，通過監管理念、模式及執行等環節創新，合理妥善應對金融創新風險，并預防可能再次出現的金融危機問題。

傳統金融監管不適應金融科技創新發展已成為共識，“金融三元悖論”表明傳統金融監管無法同時實現金融創新發展、金融市場誠信、金融監管模式簡單化三大目標。若要實現金融創新，則必須放棄金融監管或金融市場誠信。因此，創新金融發展并保證金融安全的唯一途徑是創新金融監管，包括監管理念、監管標準和監管模式。

首先，金融監管理念發生重大變化。在金融危機之前，世界各國都遵循金融監管不能阻礙金融機構創新發展的原則。例如，美國的“去監管化”運動，英國的輕觸式監管，荷蘭的謹慎監管等。但在金融危機之后，金融監管理念發生顛覆式轉變，與放松管制理念大相徑庭，并總結出良好的金融創新監管五要素。

第一，金融監管要具備侵入性，但盡量避免突發性監管。例如，設定明確限制、詢問尖銳問題、完善監管指標等。第二，金融監管要與時俱進，敢于質疑傳統監管。可根據金融創新，弱化規則導向監管理念，采用原則導向監管理念。第三，金融監管需不斷創新，持續

金融創新前沿發展，以應對隨時出現的新金融風險。政府監管部門監管主體不僅包括金融機構，還應涵蓋整個金融體系。

第四，金融監管應適應金融科技的創新和不斷變化。對此，政府監管者需不斷處于學習狀態，進而快速識別金融科技創新風險。第五，提升金融監管的可操作性，確保監管政策順利執行并形成決定性結論。必要時，可采取強制性監管手段達到監管目標。例如，升級監管行動或采用更嚴格的監管工具等。其次，重塑監管標準，注重監管的激勵機制建設。好的監管標準有利于監管執行，并取得滿意的監管結果。

監管標準不宜制定的過嚴或過寬，需要充分考慮參與主體的特性、市場特征、信息非對稱性等因素，構建具有自我凈化和升級的動態監管標準。監管目的應定位于更好的執行監管政策，因此制定監管標準要考慮激勵性，讓金融機構主動服從監管。但若監管標準與金融機構內部激勵相悖，則必須采取強制措施加以改變。

最后，金融科技監管模式較多。例如，歐盟基于金融三元悖論構造了雙峰監管模式，對央行和監管機構進行整合，注重金融科技監管的獨立性和問責性，以宏觀審慎監管為主導。英國基于開放創新理念，推出了“監管沙盒”模式，允許“破壞性”金融的發展。“監管沙盒”旨在突破傳統金融監管束縛，重塑金融安全，鼓勵市場競爭，以協同監管手段激勵非政府監管部門活力，由被動監管變為主動監管。

中國金融科技監管受P2P產業發展沖擊影響，監管模式較為保守，秉持“技術約束技術”理念，全面推動金融監管“智能化”“數字化”升級迭代。但科技監管需要相應的制度、組織、技術和人力相匹配，因此當前中國監管科技存在高成本低效率問題。綜上所述，政府作用于金融科技創新的最主要職能就是監管，把其作為商業銀行與政府關系網的主要內容，在后續進行博弈推演。

本文轉自:財經縱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