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反復、俄烏沖突等不確定因素影響，經濟穩增長壓力不減，接下來靠什么拉動經濟增長、如何保障市場主體恢復活力成為重中之重。
5月23日，國常會部署穩經濟的一攬子措施后，央行及銀保監會、財政部等陸續出臺相關政策指引。5月25日下午，國務院召開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要求各地扎實推動穩經濟各項政策落地見效，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加大保市場主體、保就業、保民生的支持力度。
此前4月經濟數據和金融數據顯示，當前實體經濟和金融領域都面臨有效需求不足的嚴峻形勢。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認為，在維持現有疫情防控措施的情況下，逆周期調控的作用將更加重要，力度還可以繼續提高。
關于拉動經濟的主要力量，黃益平對第一財經表示，出口高位回落背景下，固定資產投資尤其基建仍然是一個重要抓手，但面臨新的階段性經濟結構失衡，刺激消費也尤為迫切。要恢復企業和居民的信心，貨幣政策的作用正在邊際減弱，財政政策在幫助困難個體渡過短期難關的作用和空間更大。
穩經濟靠什么？
“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來，就業、工業生產、用電貨運等指標明顯走低，困難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嚴重沖擊時還大。”國務院于5月25日召開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要求各地扎實推動穩經濟各項政策落地見效，把穩增長放在更突出位置，著力保市場主體保就業保民生，努力確保二季度經濟合理增長和失業率盡快下降，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此前23日，國常會出臺了6方面33項措施，進一步為企業減負、做好特殊群眾救助的同時，多維度促消費和有效投資。
從4月經濟數據來看，國內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2.9%，服務業生產指數下降6.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下降11.1%，主要經濟指標全面下滑。同時，城鎮調查失業率上升至6.1%，創2020年3月以來新高。
面對出口增速高位回落，同樣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和消費被寄予厚望。
在房地產短期尚難回暖且房住不炒總基調不變的背景下，基建投資成為關鍵。4月以來，各部門鼓勵基建投資的政策不斷，包括相關部門陸續提出“保障融資平臺公司合理融資需求”、提高公路建設融資市場化等，當月26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要求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并再提推動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
“從政策部署來看，投資尤其是基建還是拉動經濟復蘇的主要抓手，從經濟數據來看這塊也是相對穩定的一部分。”黃益平說。4月經濟數據顯示，固定資產投資是為數不多保持正增長的領域，但增速也有放緩趨勢。
“現在有兩個問題，一個是疫情明顯影響了投資的落地，一個是投資者對未來前景沒有信心，從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也可以看出，3月、4月都是低于榮枯線，所以不僅出口開始疲軟，國內的需求也不足。”黃益平認為，這種情況下，逆周期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就變得更加突出。
此前野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陸挺也指出，地方財政今年壓力較大，加上疫情對時間、資金的占用，以及物流和人工短缺等問題，當下基建同樣不盡如人意。疫情的反復對房地產行業雪上加霜，地方財政和基建也因此受到新的沖擊。
消費領域的支持政策也在不斷增加。繼4月出臺《關于進一步釋放消費潛力促進消費持續恢復的意見》之后，國常會近期出臺的一攬子鼓勵措施中，又推出了階段性減征乘用車購置稅600億、遇困個人房貸消費貸年內延期還本付息等直接刺激措施，針對性更強。
但當下，無論是投資還是消費，企業尤其中小企業、困難居民的“紓困”更為棘手。黃益平指出，能夠受益于減稅和汽車消費的企業和個人還不是最需要紓困的群體。
先讓企業“活下來”
“各地在助企紓困上政策能出盡出。對各類市場主體一視同仁，用市場化辦法、改革舉措解難題。”上述穩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指出。
央行公布的金融數據顯示，4月新增社融規模顯著回落，同比由多增轉為少增，其中人民幣貸款成為主要拖累，社融口徑下的新增貸款創下2010年以來的歷史新低。其中，在地產銷售持續低迷背景下，居民部門中長期貸款繼2月之后再次出現罕見負增長，企業部門中長期貸款由同比多增轉為少增。
疫情以來，央行、銀保監會已經多措并舉鼓勵金融機構讓利實體、加大信貸投放力度，但在貨幣供給端較為充足背景下，資金淤積、貨幣空轉等現象恰恰反映了實體經濟有效需求不足。
“現在很多中小企業最首要的問題是活下來。”黃益平認為，在保持當前疫情防控政策不變的情況下，宏觀政策的力度還要大大提高。
但在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問題上，業內對貨幣總量工具和結構性工具的分歧也日益明顯。以定向降準支持中小企業融資為例，伍戈、李斌等人用量化模型證實，結構性貨幣工具的效果主要取決于不同企業的貸款需求彈性和銀行的貸款管理成本。黃益平等人也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因為風控能力和盈利動力不足，定向降準等結構性工具并沒有使中小銀行給中小企業發放更多貸款。反過來看，疫情以來，中小微企業貸款增速較高多是監管引導的效果，且國有大行貢獻較多。
“我不完全否定結構性工具的作用，但還是建議要謹慎使用，現在經濟這么困難，財政政策要發揮更大的作用。”他認為，在過去政策引導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得到有效改善、民營企業資產負債率超過國有企業等背景下，貨幣政策的效用正在邊際減弱，加上特殊時期也可以減少一些效率與公平、財政赤字等傳統的顧慮。
消費疲軟怎么辦？
需求不足反映在居民部門是消費疲弱。盡管支持剛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的政策不斷，但疫情干擾下居民購房意愿不高，而且在基礎消費領域的支出意愿也明顯下降，尤其在存款利率、理財收益率下行情況下，不少存量購房者甚至掀起了一股“提前還貸潮”。
這也增加了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風險。黃益平在《金融的價值》一書中曾提到，因為種種原因，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國面臨經濟高速增長和結構失衡的局面，即消費明顯弱于出口和投資。如今在疫情等外部因素沖擊下，這一現象又有卷土重來之勢。
“消費為什么不行？其實是我們系統當中的老問題又開始爆發出來。”黃益平認為，疫情影響收入甚至就業、社保體系有待完善、對未來預期悲觀等因素共同加劇了居民增加儲蓄、減少投資（消費）的趨勢。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機構讓利實體經濟的過程中，降低貸款利率會影響銀行放貸動力，而降低負債成本也將一部分壓力轉移到居民身上——存款利率的下降將進一步影響居民的“口袋”。
在放開利率管制時機尚不成熟的階段，無論對企業還是個人，黃益平建議采取“銀行加大貸款投放+財政補貼”并行的方式，比如通過消費券等形式直接向居民“發錢”，這也是近期機構人士、業內學者期待較高的政策方向。但有機構認為，國常會33項措施的出臺，可能也意味著大規模發放消費券、年內個稅減稅促消費的可能性下降。
記者注意到，此前包括成都、太原、貴州等地已經陸續宣布向居民發放消費券，國常會之后，包括深圳、浙江等地進一步部署了若干促消費、穩投資的措施，但多數仍聚焦在汽車、家電等大宗消費領域。
“國常會釋放的信號是很積極的，但我還是繼續呼吁，能夠出臺一些能直接幫助最困難的企業和老百姓的直達措施。”黃益平說。
一攬子增量政策工具在路上
4月底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曾提出，要“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力度”“抓緊謀劃增量政策工具”。出臺增量政策工具首先需要解決的是資金來源問題，而疫情加大了財政收入籌集難度，收支矛盾顯得更為突出。
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約束增加的背景下，經濟學界對特別國債這一可突破財政赤字常規限制的工具期待頗高。黃益平也認為，考慮到很多困難企業和群體的經濟活動亟需支持，特別國債的確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財政手段。
有機構預測，今年下半年特別是第三季度或是啟動發行的重要窗口，規模預計在1萬億至2萬億元。此前2020年，我國曾發行1萬億元抗疫特別國債。
在國常會部署6方面33項措施之后，央行、銀保監會和財政部已經針對當前問題開始行動，在既有政策基礎上進一步為市場主體紓困。
除此之外，6方面33項措施還包括在更多行業實施存量和增量全額留抵退稅，增加退稅14000多億元；將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和餐飲等五個特困行業緩繳養老等三項社保費政策延至2022年底，并擴圍至其他特困行業，預計全年緩繳3200億元；支持發行3000億元鐵路建設債券等。
上述穩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強調，要確保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政府工作報告確定的政策上半年基本實施完成，國常會確定的穩經濟一攬子政策5月底前都要出臺實施細則。
本文轉自:第一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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