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研究领跑全球 数字人民币需更多试验

1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董会结束了与中国的第四条款磋商。IMF执董们称赞中国采取了有效防控措施并迅速出台了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来减轻疫情的影响。但执董们也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仍不平衡，财政、货币、结构性政策应旨在加强私人部门需求，以实现更平衡的中期增长。执董们建议中国继续采取适度支持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直到经济复苏企稳为止。

IMF预计，2020年中国GDP增速为1.9%，2021年为7.9%。核心通胀预计仍将维持低位，2020-2021年CPI通胀将低于危机前约3%的目标。企业杠杆预计在2020年有所上升，升幅约为GDP的10个百分点。

同日，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了IMF中国部负责人兼亚太部助理主任海格·伯杰尔（Helge Berger）。他强调了避免“政策悬崖”（policy cliff）的重要性，并对中国人民银行的数字人民币试验做出了评价。

避免“政策悬崖”

不同于全球持续的政策宽松潮，中国从2020年下半年起就开始审视政策正常化的议题。对此，伯杰尔对记者表示，“2021年中国的复苏将更为平衡，更少依赖于宏观政策支持，更多取决于私营部门消费的拉动，但如果没有宏观政策的支持，或在复苏进程中政策调整有所疏忽，就可能出现问题。中国要避免‘政策悬崖’，要确保不过早地退出财政支持，货币政策在2021年也需要和2020年一样保持支持性的状态。”

伯杰尔认为，中国的产出缺口目前仍然为负，而且通胀风险（核心通胀）仍然很低，整体通胀的波动往往是和其他因素有关（例如猪肉价格），“因此，政策支持需要持续，让经济复苏的动能从依赖宏观政策支持平稳地转移到私营部门。”

产出缺口是衡量经济体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差距的经济指标。IMF认为，潜在产出是经济体在其效率达到最高时，即满负荷运转时，能够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最大值。通常，经济体的潜在产出也被称为产能。正如GDP可能增长也可能下跌一样，产出缺口也有两个方向：正向和负向。但这两种方向均非理想状况。当实际产出超过满负荷生产时的产出时，产出缺口为正。在需求居高不下时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了满足需求，工厂和工人超负荷运转，超出其最高产能。而当经济体的实际产出低于其在满负荷生产时的产能时，产出缺口为负，这意味着由于需求疲弱而存在闲置产能。产出缺口的存在说明经济体的运行速度不具有效率——可能存在资源过度使用或使用不足的情况。

IMF建议，随着经济复苏企稳，应逐步取消信贷增长目标和贷款利率指导等可能具有扭曲性的措施；此外，中国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转向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和促进绿色投资；鉴于通胀处于较低水平，中国的公共债务水平较高且在不断上升，IMF建议，应完善宏观财政体制，并加强政府部门间财政协调。IMF还建议，进一步推动货币政策框架的现代化，加强传统利率政策的传导，从而改善信贷中介的作用。

随着经济复苏企稳，相较于出台特殊的政策支持措施，中国更应积极主动地处置问题贷款并加强监管框架。重新加强金融监管将有助于降低影子银行风险。此外，还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银行重组制度框架，以降低系统性风险，持续推进“去风险”。

数字人民币需更多试验

此次的第四条款磋商报告专设了数字货币专栏。IMF提及，中国人民银行的央行数字货币（即e-CNY）可促进普惠金融，提高支付效率。目前，数字人民币正在几个地区和电子支付平台上进行测试。它的使用将可能通过促进普惠金融增强货币政策传导，帮助提供定向财政支持，并提高公共财政的透明度。不过，IMF建议中国人民银行需要密切监测和评估潜在的中断和网络攻击带来的操作风险。

伯杰尔对记者表示：“全球许多央行都开始研究并支持数字货币，但中国是领跑者，我们很仔细地观察中国的进展，中国也需要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分析数字人民币的风险。例如，由于数字人民币不是印刷的纸币，而是电子货币，因此容易产生操作风险，如果央行数字货币得以大规模使用，人民银行有可能要应对来自于网络破坏和攻击的操作风险，以及用户数据的集中收集和存储对隐私保护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持续的试验来监测可能出现的风险。”

IMF表示，尽管央行数字货币相对于现金可能促进人民银行分配流动性的流程，但它也同时可能提高银行的融资成本并增加压力时期的银行挤兑风险，尤其是较小的银行。

此外，央行数字货币在初始阶段将用于国内交易，但将来可能被扩展至跨境支付。IMF称，最近人民银行已与包括部分银行和电商平台在内的20多家公司开展合作，在四个城市测试央行数字货币，并计划在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上进行测试——这一测试将包含奥运游客和选手使用央行数字货币的场景。

就跨境使用而言，伯杰尔认为还需要考虑新的问题，例如“货币替代”的问题可能出现，即强势、流通更便利的外币可能会取代本国货币。此外，这还会牵涉到宏观政策风险，“在考虑未来可能的跨境使用上，中国监管机构应该权衡其带来的效率提升及其对汇率政策和资本账户框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