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王強：我只有一個世界，而且它相當和諧

王強談投資、談讀書、談他眾多身份和頭銜中唯一重要的。

文｜朱凱麟

編輯｜錢楊

眾多身份里唯一重要的

多數時候，人們聽到 “新東方聯合創始人”“真格基金聯合創始人” 都會應一聲，表示他們知道王強其人。再不然，提到 “電影《中國合伙人》佟大為演的那個角色原型”，也多少有點印象。

可當飯局上的朋友接連說出王強這幾個常用頭銜時，對方只是搖頭。這讓王強感到尷尬。飯桌上的長者是一位古代名物研究學者。王強內心尊敬她，對方卻沒聽過自己。直到最后，老太太問，你是不是那個在《上海書評》發表過不少文章的王強？” 他趕忙答應，松了一口氣，“我幸虧有這個，不然，我在世界上，在她眼里是沒有存在的。”

王強的身份實在眾多：他是英語口語專家，聯合創辦了新東方；他是天使投資人，創辦的真格基金 10 年投出了 35 家獨角獸；他是名聲在外的 “書蠹”、擁有世界級藏書，出版社編輯也向他請教去哪兒找書；他曾是一家教育公司的董事長，正擔任一家書籍裝幀公司董事長，他還是很有風度的即興演說家……飯桌上的那個故事用來給眾多頭銜排個輕重次序也許十分合適。“讀書人” 是對他最珍視的身份，他對自己有個評價：“如果抽去我的閱讀史，我 99% 達不到今天的狀態。”

最近王強又給自己增加了一個頭銜：譯者。2020 年，他因疫情困在香港，索性翻譯起一本陪伴他三十多年的枕邊書《破產書商札記》。2021 年率先在香港付印，近日由商務印書館在內地出版。原作者威廉·揚·達泠爵士有著和王強相似的多面人生，他擔任皇家銀行董事，參加過兩次世界大戰，出版過一份報紙，管理家族的紡織品公司，還寫過幾本小說……這本書里，達泠借一位破產書商之口，勾勒出王強心目中 “思想史和文學史上響當當的山頭”。

王強在上世紀末紐約一家書店發現了這本書，翻譯的過程像是憑自己的閱讀史和作者的閱讀史對話，這本蘋果綠色封面的譯作有 8 萬字，可王強的注釋就寫了 6 萬字。

《破產書商札記》，[英] 威廉·揚·達泠著，王強譯，商務印書館｜草鷺文化，2022 年 6 月出版

如果非把王強這些頭銜分類，一個跟錢有關；一個跟書有關。他似乎能自由穿梭在兩個世界，有時進入其中一個，另一個世界的人很難找到他。翻譯最專注時，他一整天都伏案，靠吃小番茄和餅干度日。“除了真格的事情，別的全取消了，他們都不知道我在哪。” 外頭因為一個病毒天翻地覆，他想，如果放下譯筆時他的生命也終結了，那么他也沒有白活，因為書中這些人做過他的朋友。

王強在他位于北京國貿的辦公室里接受采訪。他的辦公室常年不拉開窗簾，因為陽光會讓滿墻的書頁老化變形。他今年 60 歲整，背著雙肩書包，穿粉色的襯衫，看起來精力充沛。談論問題時，鏡片下的眼睛閃爍著童真。他是一個很好的受訪者，一方面是他并不拒絕任何問題，另一方面，他好像是一個對什么問題都思索過、準備好了他自己答案的人。

“今天純談投資，我的興趣不大，投資人都能談。” 他說。一說起讀書的好處來，他就像一個快活的 “銷售”。“翻書能練手指精細運動。一翻就是一頁，” 他捏著手指示范，“不容易的，就跟會計點鈔，人民銀行比賽一樣。”

“我的肌肉還是蠻好的。” 他噔地立起，從書架舉起兩大本厚書，讓人摸摸他的手臂，以證讀書能強健體魄。他總光顧的書店營業員懂得他的習性，會把他購買的書捆成重量相等的兩摞，左右手各一捆，提手纏得厚厚的，方便他提著走很長一段路。

王強的書房一角，由受訪者供圖。

他希望他的世界里和書相關的部分能純粹一點。“我出過的三本書都是與企業、投資、勵志沒關系的。看這三本書的痕跡，你不知道我做過新東方、不是中國合伙人。” 他說。

一個人怎么能如此自由地在不同的身份里穿梭而不迷失？不少人這么問他、打量他。

“沒有兩個世界。” 王強說，“我只有一個世界，而且它相當和諧。”

康德與馬斯克

跟年輕人談話時王強會把首富馬斯克、哲學家康德、追問現代性的鮑曼放進同一場對話。對王強來說，沒有什么和人文學科不相通的事情。

馬斯克和康德怎樣出現在同一場談話里？他很愿意解釋解釋。馬斯克元素豐富的長篇故事素材里他只重視兩件事，而那兩件事說明這個搖滾巨星般的全球首富、科技先驅、私生活問題迭出的浪子的本質——“一個有赤子之心的人”。

一件是 2018 年 8 月，馬斯克為避開嚴格監管一度宣布退市，他在 Twitter 上說，會尋找一個公司架構，讓外部股東也享有員工股東一樣的權利。

第二件事是 2014 年，馬斯克向業界開放了特斯拉全部 300 多項專利，倒逼汽車行業加速向新能源轉型。

“我認為他是道德行為。” 王強說。這里的 “道德” 是來自康德的寬廣概念。

他解釋：“道德” 意味著當一個人有一個行為決定時，不僅自己認為正確，還要推及其他有智慧的 “理性存在者”。康德認為，真正的道德行為才是自由的行為，“道德恰恰是自由的核心”。

他要求自己通過層層剝繭的追問，看到一個企業家的內在動力。

1983 年，在北大讀書時，王強讀了李澤厚的《批判哲學的批判》，對康德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康德哲學的三個問題：第一個世界是什么；第二個人應該做什么，第三人還希望什么。“你們年輕人難道不應該時時刻刻問自己這些問題嗎？“他問。

包括康德，也包括其他的經典，王強說這些好書像磚塊、水泥一樣搭建了自己的認知框架，也形成了他的原則。這是為什么他說自己只有一個世界，因為他不分裂，在不同的領域始終保持一種面目、秉持一種價值觀。

由受訪者供圖。

如果要解釋一個人的原則，也許可以從他不做什么來說明。一度，真格的基金經理們猶豫要不要投 A 輪，是王強發起一次嚴肅討論，要求他們專注天使投資。在真格基金，徐小平和王強像兩個大家長，一個總說 Yes，另一個總是說 No。王強常常是 “捍衛原則的那個人”。他有怒目圓睜的時候，比如創業者表現出前后不一致的人性時。

王強對提升物質生活缺乏熱情，既沒買更大的房子，也沒買更好的車。前幾年他把車送給了朋友。因為開車妨礙他思考。他不點外賣，餓了寧愿下樓吃兩副驢肉火燒。他騎共享單車、喜歡走路。花錢最多的地方就是買書。

王強的英文典籍收藏堪稱世界級水平，但他寧愿花時間到全球各地書店搜羅珍本，和書商保持私人聯系，也不參加拍賣會，不讓藏書也變成金錢的游戲。

時間表上最后一項工作

很多人把珍惜時間表現為趕時間、計算時間，但王強是相反的，他更慢、更沉靜了。在真格開會，員工們經常看到他早早到了，在會議室里靜靜讀一本書。他好像有辦法讓那些泛濫的信息在他眼前停住、制止它們制造混亂。

他愛講這樣的例子：高速列車以每小時 500 公里的速度前進，車窗玻璃是帶有減速的視覺效果，否則沒有一個人敢于把眼睛投向窗外。他的 “減速玻璃” 正是他那些書。

在真格，過去在新東方，很多年輕人會拿各種各樣的問題去問他，包括投資、人生選擇、讀書、甚至怎么為人父母、怎么教小孩……他們想從他那里得到些立刻生效的智慧。他是周遭人的一池水，知識和經驗隨時準備好流淌出來。他辦公室茶幾上常備著幾盒檸檬味的潤喉糖，以便隨時開展 2 小時以上的談話。

年輕人的感激讓他感到高興、受到安慰。一次和朋友在中關村大街走路，毛毛雨天，王強打著傘，突然一個一米八幾的年輕人鉆到傘下，是王老師嗎？王強嚇一跳，這條街川流不息，你怎么認出是我？年輕人說，你的聲音太熟悉了，我初中時每天晚上都聽你的英語美文背誦錄音帶入眠。

他樂于講年輕人被他塑造、影響過的故事，也許是這樣的熱情讓他沒有更早、更完全地把自己投入到書齋里。

王強是內蒙古包頭人，當年一批中國最優秀的老師在文革中打成右派，發配到包頭當中學教師。他是第一屆科班高考生，第三屆大學生，在北大師從朱光潛、許淵沖。留校成為北大最好的教授曾是他的人生目標。

教育塑造了他，他把熱情回饋到同樣的事情上。兩次創業，他都因為感受到年輕人的召喚而下定決心。2006 年從新東方退出后，他本來打算去羅馬大學研究古典語言。徐小平對他說，你不能這么早 retire，歸國的年輕創業者還需要我們的引導——也需要我們的錢。到了投資界，別人還是稱他們徐老師和王老師。

人生時間表上最后一項工作，他要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比如再寫、翻譯一兩本書，很可能是關于康德。

回顧大半生，王強覺得自己是個幸運之人。身體健康，財務狀況良好，每個階段的他的選擇都很清晰。人生沒有任何事情令他后悔。

他天生痛覺遲鈍。七八歲時，一個孩子拿著二踢腳說，王強你抓著它點著，它就像一支火炬。王強攥實、點燃，手中 “嘶啦啦” 變成 “砰” 的一響，手瞬間血肉模糊，骨頭都能看見。到醫院包扎、消毒，他沒覺得多疼，哼都沒哼一聲。這個年紀，他走路分神撞了玻璃，爬起來眼鏡都變形了，也沒覺得疼。到了耳順之年，心智上也很少有什么困惑和痛苦了。

何況他還有一個由書籍筑成的平靜的世界。跟很多人相反——坐在移動的交通工具上必須展開一本書，否則他會暈車。“啪” 一下啟動頂燈，目光聚焦在那方寸之間，不管司機怎么在那個城市行駛，“他轉他的，我在我這個世界。”

以下是《晚點 LatePost》和王強的對話：

“書是另外一個世界，和你們看屏幕就不一樣”

《晚點》：威廉·揚·達泠是一位從未在中文世界出現過的作家，為什么選擇他的書來翻譯？

王強：1988 年我在曼哈頓的思存書店（Strand Book Store）二樓珍本部發現了這本書。我以為內容是教人避免經營書店時破產，等我翻開之后發現是另一回事。它不是成功學，而是失敗學。

我買到之后，并不知道這是一部虛構作品。因為早期的版本都沒寫他的名字，作者是佚名，真的像一名破產書商自殺前留下的札記匯總。等到 1993 年左右，互聯網興起后，我才知道是虛構作品。

他描述書店，對我來說具有誘惑力。我過去 40 年來轉得最多的是書店，僅次于進飯店的數量。書里提到了大量十九二十世紀經典作家的名篇，還有邊角旮旯一些不著名的詩人作品，構成了對文學史一個有力補充。達泠引起了我閱讀的興趣。他談他認為寫戰爭寫得好的是哪些，我都去讀；他諷刺雷馬克不應該暢銷，我就把雷馬克所有的作品都讀了一遍，看看它究竟值不值得暢銷。他談到伯羅奔尼撒、修昔底德、希羅多德……他通過語文來展示的都是思想史上、文學史上那些響當當的山頭。

威廉·揚·達泠（Sir William Y. Darling），攝于 1947 年。

《晚點》：一本 8 萬字的書你花了一年翻譯，寫的注釋有 6 萬多字，而且花了一年多，挺長時間。

王強：這是我的第一本譯作，在我 60 歲的時候，交作業交得比較晚，我是英語系出身的，當時他們認為我兩個月就可以，它的語言并不難。我一開始沒有想把腳注一起出版，我是自娛自樂，翻譯到某處我就回味一下。很多他提到的書我有收藏，比如我描述一套叢書的形制是布面的，綠色，小精裝；有一種書它的三面是傾斜的。大部分人很少見到這樣的書，只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才有。

也有翻譯費功夫的地方，尤其是抒情和美的部分。全書最后一句 “Peace, Peace.” 我翻成 “好了，好了。” 這個詞琢磨了兩個月。如果呼應前文引用的莎士比亞《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克莉奧佩特拉對毒蛇所說，可譯成 “安靜，安靜” 或 “別吱聲，別吱聲”；但我根據達泠 1932 年的修訂版，他在最后章節刪掉大量談論日常生活的內容，直奔死亡主題，似乎是對死神說，“Peace, Peace.”，也可以是對自己的臨終安慰。我從《圣經》得到一些靈感。《舊約·耶肋米亞》有一句：“從先知到司祭，都欺詐行事，草率治療我人民的瘡痍說：‘好了，好了！’ 其實卻沒有好。” 我最后就用了這個 “好了，好了。”

《晚點》：你翻譯這本書里時，外面的世界因疫情而變動，這影響到你的心境嗎？

王強：某種意義上也讓我專注了。我在前言里寫：“就算今晚世界到了盡頭”，我當時真有這種感覺。但是盡頭之前干什么，至少像破產書商一樣，對生活中的美有膽量去探索。他通過閱讀曾經跟那么多偉大的思想家、著作家為伍過。所以我最后感謝達泠，感謝破產書商，感謝《破產書商札記》，他們三個讓我沒有白活。

《晚點》：你說達泠是 “無所圖的人”，但他又是銀行董事，又應召參戰，你說的 “無所圖” 到底指的是什么？你自己也是一個那樣的人嗎？

王強：你通過《達泠的自傳》去了解，他對于任何事都不執著。不執著不是說他做事不專注。執著意味著本來這是部分的東西，你非要把它當成終極的東西，結果你發現它不是終極，就陷入悲慘的體驗。佛教說的痛苦就在這兒。為什么苦呢？因為你把不是永恒的東西，當成永恒，把無常的東西當成 “常” 了，你把俗諦當真諦了。財富、地位、名聲，我今天是誰，永遠是誰，我今天 100 萬，我明天還有 1000 萬，而且越來越多。那你就完了。

《晚點》：你之前在一個訪談里說，80% 的書都是垃圾，現在這個數字是不是在逐漸上升？

王強：隨著書籍的數量增長這是肯定的。以前金克木先生有個主張叫做 “倒讀書”，我們現在大部分人是往未來去讀。金克木先生多么有力量的一句話，說 “書讀完了”。總有些書是絕大部分的書的基礎。你讀十種哲學史也頂不上讀柏拉圖的一篇對話。

《晚點》：你在任何公開場合都在宣揚讀書的好處。

王強：其實書是另外一個世界，和你們看屏幕就不一樣。

《晚點》：你有那么多藏書，只允許一本帶在身邊的話會是哪本？

王強：塞繆爾·約翰遜的《詩人傳》，或者《羅馬帝國衰亡史》。

由受訪者供圖。

《晚點》：你花錢最多的地方應該就是買書？

王強：對，如果一本書來了，我是不手軟的。

現代英語文學就是 20 世紀，尤其 20 世紀 50、60 年代之前的這些，那重要作家的作品我都有，大部分都是有簽名的，比如說海明威、福克納，所有的美國作品，像伍爾夫、喬伊斯的所有的東西，因為我喜歡，但我從來不參加藏書拍賣，那是有錢人的游戲。我骨子里還不是收藏者，我骨子里還是一個讀者。

《晚點》：你財富自由，但你的生活據說相當簡樸，也沒什么物質欲望？

王強：我對很多人追求、欣賞的物質東西，我大部分也都不太欣賞。我只是喜歡讓我的生命安靜下來的東西。

我只是覺得生命有限，能量總體是這么多，你切出一半去做某些事，你再做事就剩下那些能量，它不可能再生。

《晚點》：你經常把自己商業上的成功歸功于讀書，兩件事的連接這么直接嗎？

王強：莊子說的無用之大用，真正支撐大用的底座它必須遠遠大于實用性。英文中的 sense 就是意義，nonsense 我們翻譯成胡謅、沒有意義，nonsense 就是混沌，是世界的本真，但是秩序、結構、所謂的 sense，只是它的一個子集。

似乎讀了一些與現實很遠的東西，其實它讓你熟悉整個世界的邊界，你的敏銳度和創造力就誕生了，你就學會了提問。改變世界、創造世界的是問題而不是答案，答案是次級產品，但是我們現在大部分人認為答案是第一的。

“康德說不行，你只能做這些，你只能認識這么多”

《晚點》：真格十年了，你今年也六十歲，接下來有什么計劃？

王強：我開始思考人生剩下來的三分之一時間。應該是再寫一兩本書，譯一兩本書，至少有一本書我是肯定要寫的，對我來說人生很重要的一本，關于康德。康德比它（《破產書商札記》）跟我更早。什么時候退休我也不知道，但是肯定我會寫這么一本，在臨死前。

《晚點》：康德為什么對你這么重要？

王強：我非常相信一位日本哲學家對他的評定，康德是一個蓄水池，他之前的思想流進來，他之后的思想從這里流出來。他橫向影響到科學，如果你現在談量子力學，我敢擔保 90% 的文獻肯定有康德。

若干年前我知道一個信息，說任天堂在若干年前，曾經要開發康德的游戲。我當時大吃一驚。我真地托人到日本任天堂那兒去了解，他們是不是要做一個康德相關的游戲。任天堂的一個董事講，是有這個意向，立過項。如果寫康德的書，我會呈現這件事情。

《晚點》：他的思想如何指導你做具體的選擇？

王強：康德對我構知世界的框架有很大影響。他說人只能認識對象呈現給我們的一部分，至于對象本身是什么，我們永遠不可能理解。所以判斷任何一個標的物，我總說它不是終極的對象本身。尤其天使投資，當你告訴我你要做的事情還不存在，我能從你呈現給我的表象中讀到的信息，來構造我認為的未來世界。

康德還談到我們一個可知世界，一個不可知世界。實現理念的世界是不可知的。那里懸設的是理念，相當于我們說終極理想，我們是認識不了的，但是我們人的精神有一個傾向，我們必須懸掛在那兒一個不可企及卻必須不斷感召我們前進的遠大目標。

當我做一件事情，我認為可知邊界已經窮盡了，我的興趣就會轉向另一個新的視界，重新測試我行為邊界的可能性。當時我跟徐小平說，我絕不做另一個新東方。你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十年里都揮灑完了。這個新的東西我們思考了好多年，從 2006 年離開新東方到做真格，將近 5 年的時間。

《康德書信選》《純粹理性批判》。由受訪者供圖。

《晚點》：如果跟年輕人講康德，你會怎么解釋康德的重要？

王強：康德全部哲學的三個問題：第一個世界是什么；第二個人應該做什么，第三個人還希望什么。對年輕人來說，你們難道不隨時問自己三個問題嗎？

他研討道德的問題、自由的問題，這是我們現在人非常迫切，也非常困惑，非常陷入偏見的一個領域。對于自由，康德當年的解釋非常清晰，自由是我們應該怎么做的問題，涉及到道德。他認為道德不是我們道德主義者所想象的，道德恰恰是自由的核心，現在所謂宣傳的很多自由都是什么自由？不過是出自自己的欲望、偏見和自私的一種另一形式的束縛。

《晚點》：你覺得現在年輕人最大的敵人是消費主義嗎？

王強：這個世界上，如果以游戲來說，就兩類人，一類是游戲設計者；一類是游戲玩家。消費主義既是現在商業成功的一個基石，但是對于只把自己定位為消費者的人，我倒對他們產生很多困惑和不解。如果只是作為消費者，他們未來的生存的基礎在哪里？天天打賞、打賞、打賞，等你老去的時候，頂多是個打賞者，而不是一個創造者，不去創造，支撐你消費的基礎是什么？

《晚點》：你之前做選擇，俞敏洪請你回國，花了三天，決定學計算機，據說 3 秒鐘，這么快。為什么做真格想了那么久？

王強：從歲數來講，這是我人生第二次的創業，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任何一個企業不做十年、二十年是看不到它狀態的。40 多歲出發，起碼到 60 歲，真格今天才能看到雛形。這個 10 年我心境非常坦蕩，Anna（方愛之）這個團隊茁壯成長,他們走到前臺了。

如果再待 5 年，65 歲退休，人生也差不多了。如果能活到 80 歲，再有 15 年我做點自己的事。所以這次思考得比較長。

《晚點》：徐小平當年著名的給年輕人 “仙人指路”，他給你也做過 “人生設計” 嗎？

王強：他唯一的設計就是 “你別讀拉丁文、希臘文”。當時我特別想學古典語言，準備到羅馬大學去讀一讀，翻譯點古典作家的作品。徐小平給我拉住了。

他用了英文 retire 這個詞。retire 一個意思是退休，一個是遠離生活，“心遠地自偏” 也用 retire。像塞繆爾·約翰遜說的，如果一個人對倫敦厭煩了，他就厭煩了生活。遠離社會了，離開了喧囂的地方。他說你不能這么早 retire，中國創業的年輕人需要你。

《中國合伙人》電影宣發活動現場。從左至右：俞敏洪，徐小平，王強。

《晚點》：除了做天使投資，當時還有過別的選項嗎？

王強：辦大學、合資公司、咨詢，都設想過。 做一件什么事，既不是新東方，又能夠做得像是我們教育事業的延續？新東方我們天天聽學生的傾訴，他想改變人生，我們邏輯上判斷靠不靠譜。早期投資也是差不多，唯一的區別就在于我們要給他們錢。

《晚點》：當下還有什么令你困惑或者痛苦的事情嗎？

王強：還能讓我痛苦的、煩惱的東西可以說很少。我會找到各種維度來理解背后為什么。很少現在有東西讓我覺得，哎呀，我絕望了，我不做了。我非常有耐心地來看待生活中所有這些突如其來的東西。

《晚點》：你對痛苦是感覺遲鈍還是能忍受能力強？

王強：從小到大 “痛苦” 這兩個字在我的字典里好像沒有，因為我忍受疼痛的能力是非常強的。我六七歲時胳膊斷過，給我送到那個接骨的地方，接骨老太太說這孩子一聲不吭。

小學的時候，那時在內蒙古，孩子們惡作劇，二踢腳在我手里炸了，當時我耳朵已經聽不見了，手的骨頭都能看見。我沒哼過一聲，好像炸的不是我的手，我承受疼痛的能力非常強，也奇怪。或許我遲鈍，對痛感很遲鈍。有一次在國貿，入門處那個玻璃擦得太亮了，我咣唧撞上去，起來以后發現眼鏡片已經碎了、鏡架歪了，我也沒覺得特別疼。

至于心靈上的痛苦，我今年 60 了，我沒有后悔的事情，也就沒有什么痛苦。可能是因為我每當選擇的時候已經排除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因此每次選擇都是那個當下最好的選擇。

當年出國留學，當年學計算機，當年進貝爾，當年離開貝爾回來做新東方，當年離開新東方做真格，現在應該一直做到退休，人生每隔若干年有一次選擇，很清晰。沒有痛苦感，按道理應該是麻木，對吧？但我對現世周遭的很多現象，許多事物，還是非常敏銳的，仍然關心和好奇。

《晚點》：有人會把自己的職責定義為改變世界，你覺得自己的職責是什么？

王強：我從來就沒有覺得我要改變世界。我始終認為任何一個人的力量都是非常渺小的。這個 “渺小”，也是康德對我的影響。他和以前哲學家的不同就是，別人認為你無所不能，康德說不行，你只能做這些，你只能認識這么多，“我” 是有限的。這個認識清楚了以后，康德又說，那個理念世界雖不可知，但是理想懸置在那兒，永遠吸引著你接近它，向它進發。我知道我自己非常有限，但是，我能基于自己的有限做點我認為有意義、有價值的事。

《晚點》：假如過去十年你一直在做翻譯、語言相關的事情，那是不是你更出于本真想做的事情？

王強：一個人身上當然有靈魂深處喜歡的東西，但是作為一個社會人也是身不由己。做新東方那十年，我的工作和教學沒日沒夜，早上 8 點起來基本上到第二天凌晨 3 點，一年大概率有 300 天是這樣。我愿意這樣還是在書齋里讀讀書更有滋味？但當你看到很多人產生困惑，你又有精力或經驗能跟他分享，這種分享的樂趣和意義會讓你放下手中的喜歡的書。要是完全不考慮其他東西，我肯定選擇回到希臘文和拉丁文的學習。

“馬斯克是更可愛、更值得相信的人”

《晚點》：徐小平說真格錯過字節跳動是永遠遺憾，你怎么看？

王強：誰都會覺得錯過字節跳動是遺憾的。今日頭條 2012 年成立，幾乎和我們差不多時間，我們第一期基金很小，3000 萬也投不了，資本不夠，所以不用遺憾。

《晚點》：過去十年有哪些投資，你認為是真格是做錯判斷的？或者哪些年輕人其實不該給錢、不該信任？

王強：例子當然不少，我們最后清算掉的恐怕有 20% 左右。這 20% 的共同性是非常清楚的。第一，創始團隊胸懷不夠大，很多不是因為企業經營的問題，可能就因為股權分不清楚，合伙人天天鬧，離開對業務本身的專注。第二，就是對于團隊擁有的技術的深度和市場之間、需求之間的判斷是遲鈍的。他們堅信自己技術很好，服務模式非常有效，頑固地忽略掉市場真正的風吹草動，等到他們決定行動，市場已經不再需要他們。

第三，對于資本的節奏把握也有問題。很多人該進錢的時候他們不進，糾結于所謂估值。在我看來估值其實是一錢不值的東西，是純粹的主觀，連康德意義上的客觀都談不上。在一級市場上被并購的那一剎那，或者二級市場你上市了之后有了市場定價，那個才是市場給你確定的真正價值，在此之前都是虛幻的。

《晚點》：馬斯克的個人故事情節太多了，你看什么、不看什么？

王強：大家都談馬斯克是吹牛大王、割韭菜。我對馬斯克的基本評價，他是一個有赤子之心的人，他和其他老謀深算的企業家比是更可愛的，更應該相信的那一類人。

2018 年左右，馬斯克說要退市、私有化了，他的很多粉絲很絕望。突然有一天看到他推特發了一個東西，他對這些喜歡他的年輕人說，你們不用絕望，我現在正跟一些投行在商量，如果私有化，我一定要尋找一個公司架構，讓你們的股權轉到一個新的退市后的特斯拉公司來。我敢斷言，200 多年商業史上他是第一個想這么做的人。

第二件事，大概 2014 年，他在美國的市場上開放了當時特斯拉 300 多項知識產權。哪怕不是核心專利，也夠大家模仿一陣子，而當時特斯拉還是一個創業公司。

他的利益是什么？是大利益，實現他當年進入特斯拉的初心，解決清潔能源問題，拯救地球，車只是一個載體而已。他不是為了賣個車將來成為壟斷的最大汽車商。他覺得來不及了，地球等不了，大家一起來。只能是這樣推理，不然他開放知識產權干什么？

《晚點》：你談特斯拉的時候又會說到康德，他們之間的關系是什么？

王強：我看事物，對一個企業做判斷，和別人看的角度是不同的，這是康德帶給我的。今天純談投資，我的興趣不大，投資人都能談。但康德會說，你看到的一個事物，其實只是它呈現給你的樣子。如果你是色盲，或者近視眼，你的世界就不完全一樣了。

以前在美國上騎馬課，老師第一節課就解釋一個問題，馬為什么會驚？理解這個你才能跟馬培養感情，才能駕馭住它，才能保護好你自己。馬的眼睛是巨大的凸透鏡，任何東西突然從它側面出來，都會呈現出與我們認知不同的結果。我們看來是只小兔子，在它看來就放大了好幾倍。這是我第一次感到康德當年說得是對的，所謂 “客觀性”，其實是由 “主觀性” 能動建構出來的。媒體今天說馬斯克是吹牛大王，明天說他是天才。他 “客觀上” 究竟是什么，那要取決于你的 “主觀” 判斷。

《晚點》：你也是投資人，給創業者錢的人，你怎么反思資本的力量？

王強：從投資者角度，我非常戒備快的東西。凡是快的東西，它會以同樣快的速度消亡。

我常常有個比喻，說投資、做企業都希望抵達未來，但是不是說你踏上一個通向未來的車，就一定會抵達未來。車從南方出發了，都踏上通往北京的列車，但是如果只有兩列車在北京總站停下，剩下都在豐臺、甚至在河北停了，不能說明你到達了未來。

企業家必須長期具備一種特別淡定的狀態，不是盲目相信將來一定會優秀，而是說企業的成長一定是有周期的。時間是重要的一個維度，空間不重要，時間非常重要。

《晚點》：怎么理解時間比空間重要？

王強：信息和知識傳播的比特化改變了大家的時間觀。現在人們的時間觀越來越原子化，視野里的東西越來越小，心理期待的時段越來越短。如果訂單晚來哪怕一秒，就覺得這個產品不好用了。這是你的外在體驗，如果它內化成你的時間觀，就要命了。

因為你連它作為現象的邊界還沒看完。你的時空觀是構造你世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什么現在焦慮的人那么多，就是大家覺得這個世界在像高速列車一樣不停往前急駛，速度越來越快，我如果錯過了一秒鐘、一剎那，我就錯過了整個未來。

《晚點》：怎么與其抗衡呢？如果這是時代特征？

王強：抗衡速度必須有某種解決辦法才可以。如果時代是高速列車往前疾駛的話，它速度可以不斷地快，但是作為列車，必須解決一個問題，就是它的擋風玻璃一定要有降速的視覺效果，否則沒有一個人敢于把眼睛轉向窗外，你會暈，甚至身心崩潰。我們的器官還沒有演化到那個地步。

我覺得人生也是這樣，你必須找到能夠讓你冷靜、理性、淡定的東西，你的 “減速玻璃”。它是什么，只有你自己的思考和尋找才會發現。

本文轉自:晚點Late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