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全球化讓國際物流發生了怎樣的改變？

引言

在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全球化讓國際物流發生了怎樣的改變？人類跨國界的交往與交換活動已有數千年歷史，地理大發現將這一活動的范圍拓展至全球，越來越多的國家主動或被動地參與到這些活動當中，信息的溝通、文化的交流、資本的流通、人員的交往，以及貨物的流動將全世界緊密聯系在一起，一個開放的經濟全球化（簡稱全球化）體系逐步形成。

一、國際物流與經濟全球化的密切聯系

物流是隨著人類生存空間擴張而不斷拓展的生產性活動。在自給自足小農經濟時代，物流大多發生在本地，當人類跨越國界，在更大范圍內生產生活、進行物質交換，物流活動也隨之拓展至國家、地區之間，產生了國際物流，并成為國際產業分工與經貿合作必不可少的保障性要素。

國際物流的發展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進程，從2000多年前開始，絲綢之路的駝隊、威尼斯的商船、茶馬古道的馬幫和鄭和下西洋的船隊等原始國際物流形態便相繼出現，并支撐起橫貫歐亞大陸板塊的國際貿易網絡。15世紀末，地理大發現將人類的經濟活動空間拓展至全球，此后，歐洲工業革命極大推動了科學技術發展、生產力水平提升和軍事力量壯大，商品與資本在全球范圍內加速流動，國際物流也因此得到快速發展與大范圍延伸。

隨著全球化深入推進，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經貿聯系日益緊密，相互之間的比較優勢、分工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國際物流作為國際商品貿易的載體也隨之變化。回顧歷史進程，從表面的空間形態到背后的推動力量，從架構的技術體系到遵循的“游戲規則”，國際物流受到經濟全球化的深刻影響，也對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些關鍵因素將二者緊密聯系在一起，并隨著全球化的推進不斷發展變化，在改變全球化發展路徑與表現形態的同時，也改變了國際物流的整體格局與運行方式。

二、經濟全球化對國際物流格局的改變

盡管人類跨越國界的經濟活動可以上溯千年，但大多局限于毗鄰區域范圍內，而且以農產品、手工業品為主的商品交換難以形成規模化的要素自由流動與產業跨國分工，因此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當歐洲結束了黑暗的中世紀，開啟大航海時代，文藝復興與工業革命接踵而至，生產力得到空前發展，各國極力拓展全球市場和投資空間，經濟全球化才真正拉開大幕，國際物流也進入了全球化軌道。

遠洋航行在歐洲皇室與貴族的資助下，藉由強大的軍事力量保護與先進的科技力量支撐，將工業革命的過剩產品從歐洲運往殖民地，再從殖民地運回各種原材料與農產品，國際物流伴隨西方列強“勢力范圍”的擴張而擴張。

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在利益瓜分中積累了重重矛盾，直至爆發戰爭，但全球化并未因此終止，而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后，構建了全新的國際秩序與治理結構，推動全球化繼續向前發展。當殖民體系土崩瓦解，亞非拉各國在取得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斗爭勝利后推動經濟建設，發達國家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加快產業轉移，國際物流在新的全球分工體系與國際貿易格局中重組，網絡空間、參與主體乃至承載的貨物都與大航海時代迥然不同。舊的矛盾隨著冷戰陰霾的消散而逐步緩解，新的矛盾又開始出現。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使很多國家經濟遭受沉重打擊，世界經濟步入下行周期，總量增長與利益分配、資本回報與勞動報酬、追求效率與維護公平的矛盾更加突出，多邊主義和多邊貿易體制遇到挑戰，貿易保護主義升級，全球化裂痕不斷加大。2020年初，COVID-19疫情席卷全球，各國為防控病毒擴散、提振本國經濟、維護供應鏈安全而采取的一系列隔離與保護措施，使經濟全球化發展勢頭進一步受到重創，而國際物流更是受到直接沖擊，供給受阻，需求不振，市場陷入蕭條。當后危機與后疫情時代到來，挫折之后的全球化必然為國際物流帶來新的變化。

三、新興經濟體崛起對國際物流秩序的重塑

經濟全球化從歐洲啟程，并促成了美洲大陸的發現和一個現代化強國的建立。英美等西方國家率先完成工業化和產業結構升級，成為全球化的引領者與規則制定者，在國際治理體系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也基于此在早期全球化中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攫取了豐厚利潤。

這一時期的國際物流幾乎全部構建在西方發達國家的軍事、科技與經濟綜合實力之上，被動參與全球化的殖民地與發展中國家除了被迫“門戶開放”之外，在國際物流體系中少有存在感，從掌控資源到制定規則，從占有市場到拓展網絡，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處于完全不對等的地位。

隨著二戰后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建立，發展中國家開始主動參與全球化。特別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爆發以后，歐美等發達國家加快產業結構調整，“亞洲四小龍”、中國等亞太國家和地區積極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利用全球市場實現了快速發展。進入新世紀，金磚國家（BRICS）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積極融入全球化進程中迅速崛起，成為改變世界格局的一股新生力量。

這股新生力量同樣影響著國際物流的發展，新崛起的國際航運中心、跨國物流巨頭與這些國家的關系越來越密切。由于新興經濟大國的崛起使全球化既有領導者實力相對削弱，而且既有領導者面對越來越復雜和難以掌控的國際局勢早已力不從心，需要新興國家參與全球治理以分擔壓力，但責任的增加必須以自身權利空間的同步壯大為前提，即新興國家必須加入全球領導體系；

與此同時，對于利益邊界擴展至全球的新興經濟體世界大國自身而言，維護世界秩序、推動和平發展同各自國家利益已緊密聯系在一起，即承擔國際責任同維護國家利益的一致性越來越強。隨著新興經濟體在國際治理體系中地位不斷提升，大國霸權下的經濟全球化傳統均勢已經被打破，而根植于這一均勢下的既有國際物流秩序也必然面臨調整，新的參與方式與利益平衡機制亟待建立。

四、“一帶一路”倡議對國際物流變革的推動

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的重要特征之一，聯合國貿發會議專題研究成果顯示，80%的全球生產經營活動已被納入基于全球價值鏈的國際生產服務體系，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也為各國和各地區的發展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陷入低迷，國際貿易增長乏力，一些在全球化中推行“去工業化”的發達國家面臨社會失業率攀升、貧富差距拉大等國內矛盾。

為此，部分國家將自身曾經在全球化中獲取的巨大利益置諸腦后，將全球出現的各種問題歸咎于全球化，單邊主義、孤立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抬頭，“逆全球化”聲音日益高漲。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改變了世界格局，要求全球化惠及更廣闊區域和更多國家，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在這一背景下，中國作為新興經濟大國的代表，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順應形勢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和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新構想，發出“堅定不移引領經濟全球化進程”的號召。

“一帶一路”堅持共商、共建、共享，以開放、包容的姿態歡迎各方參與，不構筑排他性的貿易保護圈，摒棄過去霸權主義和國與國之間的不平等關系，追求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為緩解全球格局中的對立與矛盾、優化變革國際治理體系、推動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6年多來，得到世界上眾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的積極響應，“一帶一路”建設內容被納入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安理會重要決議，沿線國家和地區各領域合作不斷加深。尤其是設施聯通、貿易暢通等“五通”的推進，以及中歐班列、歐亞陸海新通道等物流大通道的開辟，極大改善了沿線物流基礎設施條件，拓展了亞歐物流空間，繁榮了國際物流市場，也對物流發展提出了更多要求。

“一帶一路”沿線以發展中國家為主，在新興經濟體參與國際治理的全球化新階段，國際物流是相關國家和地區融入全球化的紐帶，在世界生產與消費格局演變中發展變化，正在呈現出新的發展模式與運行方式。全球化正在進入新階段，隨著一些不確定性因素和新情況新變化的出現，國際物流也面臨新的發展形勢。中國在改革開放特別是加入 WTO 以來，一直是全球化重要參與者、貢獻者，也是受益者、推動者。

結語

如何在新的歷史時期，把握國際物流與全球化之間的發展規律，聚焦關鍵影響因素，一方面適應全球化發展趨勢，加快國際物流格局調整，另一方面有針對性地加強國際物流體系建設，為全球化的投資、生產與消費提供更可靠、更經濟、更高效、更便捷的物流支撐與保障，進而引領全球化變革，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和參與全球化競爭面臨的緊迫問題。

本文轉自:識界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