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三屆”大學生是獨特的一代，要讓他們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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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是繼續在北上廣深瘋狂“內卷”，還是果斷回到家鄉？宇宙盡頭只有考公考研考事業編，還是可以在廣闊的天地找到一條再次超越的新賽道？這幾年，受國內外諸多“灰犀牛”“黑天鵝”事件的持續影響，內卷、焦慮的情緒在社會上不斷彌漫。很多人都試圖為解決這些問題尋找答案，經濟學家何帆就是其中之一。

去年，他花了三分之一的時間，飛行84203公里、走訪31個城市、采訪100多人后，寫出新書《變量4：大國的騰挪》，提出“騰挪”的解決之道，為中國發展搖旗吶喊，“熬過去，就是海闊天空”。

何帆曾立下宏愿，從 2019 年到 2049 年這 30 年間，每年都要寫一本書來記錄當年實地調研的所見所感，叢書主書名叫“變量”，而通過每年都在變的副書名，可以管窺中國經濟的某種變化。之前，他已經完成《變量1：看見中國社會小趨勢》《變量2：推演中國經濟基本盤》以及 《變量3：本土時代的生存策略》。

何帆說，某種程度上《變量4》也是在2020年觀察和思考的自然深化、延續。“《變量3》就講到外部環境越來越緊張，應該怎么去找突破口。到了2021年，中國看起來好像經濟越來越收緊，但實際上騰挪的空間比想象的要更大。”他提到的“騰挪”，是圍棋里的一個招數，強調在遇到困難時換個思路重開新局，不失為一種智慧。

《變量4：大國的騰挪》

何帆 著

新星出版社·得到圖書2021年12月版

貿易沖突和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不確定時代”的提法經常見諸報端。何帆通過在新疆尉犁、寧夏西海固、廣東海豐等地方的調研，卻提出未來不確定性當然會有，但很多撲朔迷離其實現在已塵埃落定，未來應該是個“新型確定性年代”。

在“新型確定性年代”，需要把握趨勢和政策這個兩個關鍵詞。所謂趨勢，是大國崛起和民族覺醒的態勢已經形成，“中國經濟已經積累了幾十年的能量，遇到點麻煩傷不到元氣，依然生機勃勃，我們也學會了跟別人平起平坐，適應了在沒有標準答案的情況下自己探索出路，這是大趨勢”。所謂政策，經過探索也變得高度透明和確定，即“國強民富”——“每一個人、每一個企業、每一個行業，都應該圍繞這四個字去思考、去謀劃、去發展。如果你做的事跟國強民富有關系，發展機會就會很多。”

何帆認為，在“新型確定性年代”，不管國家、企業還是個人，最重要的是學會“騰挪”，找到新的賽道，適應新的變化。和之前三本書的寫作一樣，《變量4》里出現了大量普通人，有新疆棉農、小鎮返鄉創業青年、做臨終關懷的創業者、做外貿生意的小老板，還有流水線上的普通工人。通過細致展現這些人物的經歷和故事，何帆給出了三個“騰挪”建議：尋找破局點、我打我的、改變約束條件。

何帆訪談了上百人，基本都是通過網絡平臺以及天南海北的朋友介紹找到的。去大企業做調研，他用很多時間和普通員工、基層車間主任交流。不借用基層官方途徑，而是靠自己去尋找訪談對象，是有意為之，這樣可以讓小人物的故事更加鮮活真實，體現當下的時代和經濟發展變化的特色。

比如他在寫老齡化社會中蘊藏的商機時，就講到一家足力健專賣店的店員如何與周邊社區老人日常互動。看了這家充滿煙火氣的專賣店故事后會發現，小小的專賣店不僅有針對老年人的各種鞋類產品，也像星巴克為中產階級營造出空間感一樣，為老年人搭建了一個屬于他們的社交空間。只要做老齡化產品的企業能夠敏銳洞察到老年人的各種需求，就可以在激烈的競爭中找到“騰挪”空間。

這幾年，“小鎮青年”逐漸成為熱詞。2022年，幾個一線大城市都輪番經歷了疫情，更是讓人意識到基層力量的重要。因此何帆提出，未來非常需要“理解真實中國的能力”，但現在這種能力是稀缺的。而在《變量4》中，不管是與5歲新疆小男孩的有趣聊天，還是記錄那位細膩周到地把握住癌癥晚期老人心理的臨終關懷中心創業者，都能看到何帆與“真實中國”的密切聯結，讀出他對中國社會的感情。

何帆說，這是一種共情心，也是“理解真實中國”所需的能力之一，“得真心覺得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有感情，愿意讓這個國家更好，所以我看什么都是我的同胞。”他還強調，“要到中國最偏僻的地方看一看，才能夠看到這些年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 ”

轉型時期就出現“沒戲了先生”

第一財經：你在書中刻畫了一位“沒戲了先生”，把他描寫得很形象，感覺近兩年身邊這種抱怨和不滿的人特別多。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何帆：遇到轉型時期這樣的人就會出現，因為曾經的經驗跟現在的實際不一樣了，好多人就有不適應的感覺。上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當初的市場經濟秩序，包括政策跟現在差別都很大。你要是在那個時候取得事業成功，再看現在，就會覺得那個時代肯定比現在好。可問題是全球化的黃金時代已經回不去了，只能去找新的路。

“沒戲了先生”好多的問題都是心理學上講的認知不協調，不太愿意改變自己的認知，還想去扭曲現實。比較正確的做法是，現實變了之后去尋找新的認知模式，不斷調整自己，不斷修正自己原來相信的那些東西。這也是統計學上說的貝葉斯法則，就是認知世界有一個先驗概率，然后根據后面觀察到的事實去不斷修正先驗概率，才能夠接近真實情況。

第一財經：確實這幾年因為貿易沖突、疫情等外部變化的緣故，很多人都比較焦慮，但是看了《變量4》，發現你對未來中國是比較樂觀的。你的這種信心從何而來？

何帆：對未來有沒有信心取決于怎么看問題。確實，高速增長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未來會遇見很多風險和挑戰，外部環境在短期內肯定不像原來那么好，年輕人的機會也不如上一代多，這些都會帶來很多新的問題，所以不能盲目樂觀。

所謂的樂觀，我覺得就是認清現實之后再去思考一些問題。中國這么大，有這么多人想在困難的情況下逆天改命，他們總會想出來一些辦法來，那我就去看看他們在想什么辦法，他們的一些策略、一些idea是否也可以用到別人身上。

另外，有人覺得我比較樂觀，是因為我記錄中國現實的側重點和知識界的一些人不一樣。我覺得好多知識界寫社會底層，看起來是在關心民生疾苦，但總有一種讓我不是特別舒服的感覺，就是隱隱然覺得他們是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讀起來社會底層跟他們不是平等的，是他們去悲憫的。可是我跟很多農村老頭、農民工聊天，我覺得他們跟我其實是一樣的，我沒有資格去悲憫同情人家，有時候你覺得人家活得很慘，但其實他要的就是那種滿足感，他們那種自信心其實值得去學習。

離開縣城還是縣城崛起

第一財經：你對未來中國的縣城崛起也很有信心，認為未來的哲學家、發明家、體育明星都會在縣城出現。可是這些年，一方面很多縣城有“縣中塌陷”的現實，有些地方補習和教育競爭的激烈程度不亞于北上廣，另一方面縣城的精神文化生活和大城市相比也有差距。會不會對縣城發展太樂觀了？

何帆：現在縣城是新舊交替過程，你說的那些現象是因為它還帶著很多原來的痕跡，發展畢竟有滯后效應。縣城有很多方面是在模仿大城市，大城市好多路已經走不通了，縣城還在后面繼續走，比如所謂的“小鎮做題家”，實際就是從大城市溢到小縣城去的。

可是，縣城也有一些新的趨勢在出現，這些新趨勢不是所有的縣城都一定有，但卻會讓有些縣城機會更多。比如有些地方精神文化生活更豐富了，像五條人這樣來自鄉野的原創樂隊正在崛起，這種現象以前在樂壇是看不到的。鄉村民宿背后其實就是鄉村振興，農村顏值也在提高，好多年輕的建筑師們現在挺愿意去做鄉村設計，這樣他們更容易在國際上得獎，所以突然之間就在中國有條件的一些村子里看到網紅建筑出現，我覺得這也是好的變化。我在《變量4》里也講到，農村、縣城以后會出來很多體育競技明星，某種程度上這次冬奧會背后七臺河的故事，就印證了這點，所以未來縣城一定會出很多人才。

今年5月20多號，我去了廣西賓陽縣，那里有個從深圳搬過去的工廠。我以為他們做電子元件，應該是一個烏泱泱的勞動力密集型大廠。去了發現，自動化程度完全不亞于日韓、歐洲企業，這也是以往很少見到的現象。原來很多縣城找不到工業，如果有，都是當地土特產加工企業，或者拍腦袋招商過來的有污染甚至是騙人的工業。現在很多工人都返鄉了，資本也在下鄉，政府又支持制造業發展，再說制造業本身又不是完全依靠大城市。隨著中國整個生產布局變得更加均衡化，未來“專、精、特、新”的制造業“小巨人”也可能會出現在縣城。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我認為會給縣城帶來新變化，出現縣城崛起。

第一財經：疫情讓大家都意識到基層的重要，你在書里也說“未來的中國最稀缺的能力，是理解真實中國的能力“。中國有幾千年的農業文明，就像你書里說的，大多數中國人兩三代以前都生活在農村，為什么現在理解真實中國的能力卻變得稀缺了呢？

何帆：跟經濟現代化還有社會變化有關，比如說你這一代人都是被連根拔起，在城市里“漂泊”，跟鄰居也沒什么聯系，單個積累了很多比原來在鄉土社會更復雜的生活經驗，然后用自己的生活經驗去應對外界挑戰。其實你的鄰居也一樣，但是你們之間沒有建立互助關系，更別說有機會去實踐互助之間產生的妥協，所以很多人理解基層中國的能力會非常弱，疫情出現后，這種現象在一些大城市也經常看到。

“新冠三屆”大學生的確太難了

第一財經：怎樣才能有理解真實中國的能力？需要具備哪些條件？

何帆：首先是一直保持好奇心，然后要跳出自己熟悉的圈層經常出去看看，這樣你時時刻刻都能觀察中國，會發現很多時候其實就是自己把這個機會浪費了。舉個例子，你在馬路邊一個星巴克外面安安靜靜地坐一下午，看路上的行人，就能看到很多平常看不到的東西。我在《變量3》里面講，有一次我跟著卡車司機從淄博到武漢，一路上我注意看卡車上運的是啥東西，大概就能夠判斷出來哪些行業更繁榮，哪些行業有新的發展機會，從而觀察中國經濟新變化。

除了更敏銳的觀察力，還得有共情力。你得真心覺得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有感情，愿意讓這個國家更好，所以我看什么都是我的同胞，我看什么都覺得能夠學習到新東西，時刻把自己當成是一個小學生。其實蠻好玩的，人在學習過程中是很快樂的，每天我又悟出來了一些新東西，這種感覺挺好。而且人都是愿意傾訴的，只要你讓對方感到放松，他們都愿意講他們的故事。

第一財經：其實2021年還有一個很大的變化是雙減政策出臺后，教培行業受到的影響非常大。這方面的內容書里寫了些，但著墨不算很多。你怎么看教培行業的“騰挪”？

何帆：教培行業我還在想角度，今年也一直在跟，最后可能會寫成人物故事。國家對教培行業的整治是對的，教育有公共屬性，當資本進入之后確實會使它的性質發生改變。但是政策執行下來也波及到很多方面，而且又是大學畢業生越來越多的幾年。單從教培行業來講，騰挪空間有，但是沒那么大了。因為做 K12教育是互聯網的產品思路，想的是怎么擴大市場。如果轉為做素質教育是很難產品化的，藝術素養什么很難去量化。但是我們應該

從教培行業里面出來的這些人。真的是政策沖擊后大家就鳥獸散了，好多人都不知道該去干嘛，有些轉行去做直播，有些努力想考公務員，有的成功，有的沒成功，所以這些人需要政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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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今年的畢業生也要特別關心，因為他們的確太難了。讀大學時遇到新冠肺炎疫情，很多時間在網課中度過，最美好的青春歲月就這樣匆匆流過了。不出意外的話，明年、后年畢業的大學生也會很苦悶，可以說這三年的畢業生是非常獨特的“新冠三屆”，他們將會是歷史上非常獨特的一代年輕人，國家一定要有特殊的政策，讓他們看到希望，而不只是跟他們說，你們可以考公務員、考研、靈活就業。

當年在研究所的時候我就有經驗，要想把一個年輕人培養成出色的學者，最關鍵的是剛進所的第一年。如果這一年有人帶，他馬上就會有興趣有自信，然后越做越好。如果沒有人帶他，被晾在旁邊一兩年，他對學術的熱情可能以后五年、十年都趕不上來，也會影響他對社會和組織的看法。所以“新冠三屆”的大學畢業生是特別敏感的，國家一定要想辦法幫助他們。

本文轉自:第一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