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收入“幾乎少了一個0”，有大學生仍愿去當“鄉村CEO”

“距離我家到上班地點，騎電動車大概10分鐘就到了。”通勤的便捷性，成為吸引惠敏于2020年12月回到農村工作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她在福安村擔任“鄉村CEO”，該村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晉寧區。

在河南農業大學研究生畢業后，2019年6月，杜晨紅就跟當時的同學、如今的愛人一同前往北京市平谷區的農村養雞。由于學的是畜牧專業，也在養殖場實習過，當時她對即將到養雞場工作，其實并沒有抱有太高預期，反倒是到養殖場區之后，現代化、數字化的養殖環境，讓她震驚不已。

在去到蘿卜山自然村之前，黃珂巍從未在農村生活過。然而，他還是選擇2022年1月正式加入“蘿卜山鄉村CEO團隊”，盡管蘿卜山自然村所在的云南省臨滄市是其一直生活的城市。這小半年下來，他認為，大學生到農村并不會“屈才”，反而并不適合有些剛畢業的大學生。只有那些有社會經驗、有責任感，至少得有學習能力的人，在農村才可能會如魚得水。

盡管專業不同，工作地域也不同，但惠敏、杜晨紅、黃珂巍這些近年來畢業的大學生，或是出于就業選擇，或是出于專業考慮，還有出于理想主義，都不約而同選擇到農村工作。在鄉村振興的時代背景下，包括大學生在內的返鄉下鄉就業、創業群體，開始不斷增加，他們運用聰明才智，為改變農村發揮著光和熱，而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也收獲了成長。隨著2022年畢業季的到來，今年高校畢業生首次突破1000萬，成為“最難就業季”，或許從同時代的畢業生經歷中，有些人可能會尋找到屬于自己的答案。

從“社恐”到自信的“CEO”

兩年前，在昆明市讀大學的惠敏面臨著畢業焦慮。盡管也備考了一些體制內的工作，但并未如愿。更為重要的是，2020年受新冠疫情波及，大學生就業壓力較大。直到2020年10月，當看到官方推送的一則“鄉村CEO”招聘信息后，惠敏就果斷投了簡歷，“當時想著，先工作再說”。

關于“鄉村CEO”，她解釋稱，相當于“農村職業經理人”，與村集體公司簽訂就業合同。在福安村，“鄉村CEO”并不是獨立的個體，而是由鄉鎮級領導、村組干部、鄉村CEO等共同組成的“鄉村振興CEO研討組”，以團隊的形式來推動工作。

2013年，昆明福安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國傳統村落名錄；2018年，村子正式掛牌“中國傳統村落”；2019年，昆明市人民政府與中國農業大學將福安村列為全市6個都市驅動型鄉村振興創新實驗村之一。2019年11月，福安村都市驅動型鄉村振興實驗村建設正式啟動。項目負責人、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講席教授李小云稱，“將古村落打造成花巷，引客流入村，將村內閑置資產通過流轉盤活，打造出新業態，從而形成鄉村振興的動力，這是城市驅動鄉村振興的核心內涵。”

在福安村，“鄉村CEO”的工作具體而瑣碎。比如，參與古巷花巷的設計及打造，針對個別景點，提出想法，對接施工方跟進項目進度，如古民居修繕、古巷花巷微景觀打造、外立面“穿衣戴帽”、燈帶安裝等。再比如，為調研團隊講解、接待，協調食宿，管理村集體公司的財務，運營古民居民宿。

2021年11月，村集體公司又開辦了一個“歸廬小院”休閑吧，由惠敏和孫章航兩位CEO共同運營，主要負責咖啡、茶飲、小吃的制作和售賣，同時也代銷本土農特產品。

2021年，惠敏參與了外界組織的一個“鄉村CEO”培訓，并撰寫了“福安餐飲業發展企劃書”。

她認為，福安村可以通過發展餐飲業，以“休閑吧”+“農家樂”的形式，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帶動農戶增收致富，并形成示范效應，以點帶面，打造周邊地區的餐飲服務中心，形成規模效益。

來到福安村擔任“鄉村CEO”這一年多，惠敏覺得自己成長了很多。原來有些“社恐”的她，開始變得從容、自信。在村里的工作，一般都是朝九晚五，加班不會太多。她說：“對我來說，不會感覺到‘屈才’的，現在農村變化很大，關鍵還是要看個人，尤其是經歷過這次疫情后，在農村生活也是一種方式。至于未來，如果公司有很好的發展，自己愿意留下來，畢竟離家近。”

到農村學會了沉淀、增長了技能

2018年，黃珂巍大學畢業后，到廣州工作。在歷經電動車、電商、游戲三個不同行業的工作后，2020年5月，他回到了家鄉——云南省臨滄市。

“2020年，新冠疫情剛暴發，自己當時還在游戲公司工作。疫情期間，游戲行業反而是向好的，但自覺在游戲公司工作意義不大。于是，我就選擇回家鄉，希望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從2020年5月回到云南，到下鄉之前，黃珂巍自稱，這是屬于自己的“GAP YAER”（間隔年）。在外工作的那兩年時間，讓他有了一些社會閱歷，并攢下了一些積蓄，再加上面對疫情天災，讓他重新思考人生意義，開始對社會學的田野調查產生濃厚興趣。于是，他決定正式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2021年底，黃珂巍報名了由母校組織的“鄉村CEO”項目，并于2022年1月去到蘿卜山自然村，擔任“鄉村CEO”。該村位于云南省臨滄市臨翔區馬臺鄉，自古以種植蘿卜而得名。這里曾經是當地最偏遠、最貧困的村寨，作為臨滄本地人，他認為鄉村振興是當今時代的宏大敘事，自己應該參與其中，為家鄉貢獻一份力量。

作為一名大學生到農村工作，盡管村里嚴重缺乏志同道合之人，但黃珂巍并不感覺“屈才”，反倒覺得自己很多地方還不如農民。

比如，哪怕是拍個短視頻，都未必有村里農民拍得好——他們隨便拍一下，可能都有幾百個贊；再比如，如果村里面要直播帶貨的話，有些村民的嘴巴，就是比自己厲害。

對比城鄉工作情況，黃珂巍覺得自己學會了沉淀，被動增長了很多技能，比如學會了寫微信公眾號，以及AU（音頻編輯）、AI（圖片編輯）等，“在大城市，自己也會感到焦慮，認為應該學點什么東西，然而沒有學習動力，到頭來一直沒學，結果到農村半年都不到，就全學會了。”不過，收入就有些慘不忍睹了。他自嘲，比在廣州時，“差不多少一個0”，但好在本身消費欲望不強，更適應鄉村的生活狀態，而且在廣州也攢了一些錢。短期內，準備用積蓄在村里面做出一個產品；中長期目標，就是希望成為一個對身邊人有價值的人。

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農村、農業可以成為“大有可為”的廣闊天地，在滿足大學生就業需求的同時，為鄉村振興帶來真正需要的人才，但在黃珂巍看來，有些剛畢業的大學生，不一定適合到農村工作。反倒是那些在社會闖蕩過的大學生，既有一定的資源調配能力，而且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又對社會有充分了解，正是農村比較需要的人才。

到農村工作“專業對口”

要不要去農村工作，還是要看專業。畢業后，杜晨紅就跟愛人北上，到北京市平谷區的農村去養雞。她認為，自己到農村工作，主要是因為專業對口，大部分農牧企業的總部，都是在農村。

盡管有心理預期，但最初到華都峪口禽業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峪口禽業”）工作，還是被養殖環境驚到了。杜晨紅稱，以前一棟雞舍可以養一萬只雞，一個養殖場有若干棟，就已經算是很大的規模了。然而，公司現在一棟雞舍就養幾萬只雞，一個園區的種雞數量高達百萬，而且應用的還都是數字化、智能化的管理模式。

在峪口禽業這三年時間，杜晨紅先是到養殖環節熟悉環境，后來轉崗至行政辦公部門。她愛人則一直在養雞場做疾病防控工作。

她說，在收入待遇方面，其實城鄉也“沒有差太多”。可能在一線大城市的收入會高一些，但農村生活成本會低一些，而且購房成本也不高。

除此以外，通勤時間也讓大部分城里人艷羨不已。“開車基本上只需要10分鐘，就可以到公司了。看看沿路風景，也算作兜風。”

對于大學生到農村工作，杜晨紅認為，高素質的碩士、博士，到平谷區也能找到合適發展機會。這里不但有高科技園區，而且像峪口禽業這樣的現代農業公司，每年也需要大量引進數字化、智能化方面人才。“隨著農牧行業發展，企業逐漸實現現代化，對高素質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斷提升。養殖場場長、獸醫等職位，都需要大學生，甚至研究生。”

尤其是在當下疫情防控背景下，她認為，公司位于農村，受沖擊相對影響較小。企業穩定，員工才會有更多安全感。不過，未來可能最大的缺點就是孩子教育問題。

人才缺乏是實現鄉村振興最關鍵的瓶頸。面對農村缺乏幫助村民策劃運營、管理資源的職業經理人，以及愿意從事涉農工作的人才這一現狀，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陸繼霞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要想讓鄉村成為大學生、各種人才愿意來且留得住的地方，就需要創造吸引人才的就業條件。

比如，通過城鄉村聯動，推動非農就業，拓展鄉村產業空間，創造更多的新業態。在云南昆明，有6個村開展了都市驅動型鄉村振興實驗，旨在以城市動能帶動鄉村發展，也打造了一系列新業態，引進“鄉村CEO”來幫助經營鄉村。此外，還要配套完善的鄉村公共服務，如醫療、教育、金融等，吸引真正的人才。

“距離我家到上班地點，騎電動車大概10分鐘就到了。”通勤的便捷性，成為吸引惠敏于2020年12月回到農村工作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她在福安村擔任“鄉村CEO”，該村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晉寧區。

在河南農業大學研究生畢業后，2019年6月，杜晨紅就跟當時的同學、如今的愛人一同前往北京市平谷區的農村養雞。由于學的是畜牧專業，也在養殖場實習過，當時她對即將到養雞場工作，其實并沒有抱有太高預期，反倒是到養殖場區之后，現代化、數字化的養殖環境，讓她震驚不已。

在去到蘿卜山自然村之前，黃珂巍從未在農村生活過。然而，他還是選擇2022年1月正式加入“蘿卜山鄉村CEO團隊”，盡管蘿卜山自然村所在的云南省臨滄市是其一直生活的城市。這小半年下來，他認為，大學生到農村并不會“屈才”，反而并不適合有些剛畢業的大學生。只有那些有社會經驗、有責任感，至少得有學習能力的人，在農村才可能會如魚得水。

盡管專業不同，工作地域也不同，但惠敏、杜晨紅、黃珂巍這些近年來畢業的大學生，或是出于就業選擇，或是出于專業考慮，還有出于理想主義，都不約而同選擇到農村工作。在鄉村振興的時代背景下，包括大學生在內的返鄉下鄉就業、創業群體，開始不斷增加，他們運用聰明才智，為改變農村發揮著光和熱，而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也收獲了成長。隨著2022年畢業季的到來，今年高校畢業生首次突破1000萬，成為“最難就業季”，或許從同時代的畢業生經歷中，有些人可能會尋找到屬于自己的答案。

本文轉自:第一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