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思考：決定貨幣需求水平及其變動的因素是什么？

引言

經濟學思考：決定貨幣需求水平及其變動的因素是什么？在當代西方經濟學界，一個完整的貨幣理論應包括對貨幣供給、貨幣需求和貨幣傳遞機制的基本分析，其中關于貨幣供給與貨幣需求的分析又往往是為特定的貨幣傳遞機制理論服務的。

一定的理論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社會實踐的“滯后”反映（“時滯”之長短往往也取決于社會歷史進程之平緩或急速的差異），資產階級經濟理論也不例外，尤其為它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現象的表面聯系在資產階級眼界內的反映，它就更不能脫離和超越社會經濟實踐的進程。同樣，西方貨幣理論作為西方經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其各個發展階段上，總是頑強地表現了觀念隨社會歷史進程而發展的認識論規律，烙刻著鮮明的時代印章。

如果說，著重貨幣供給的分析是與貨幣數量論由以產生的資本主義經濟萌芽時期相適應的，那么，關于貨幣需求與貨幣傳遞機制的分析就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已經高度成熟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

在前一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尚處于初期發展階段，當時真正的資產階級經濟領域還主要局限在流通領域內，并表現為一種“現金經濟”或“簡單信用經濟”，貨幣在資產階級眼界內僅僅起著媒介交易的作用，而與真實經濟活動無關，貨幣在其流通手段職能上的數量與物價水平之間確實表現為一種簡單而直接的“因果”關系。

在后一種情況下，一方面，由于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高度發達，貨幣職能在最大限度上向資本職能的轉化，使貨幣的作用即使在資產階級的視野中也大大超出了媒介交易的范圍而對真實經濟發生巨大影響。

另一方面，由于銀行金融業的充分發展所代表的信用發達，使貨幣的供給，越來越傾向于能夠適應貨幣需求的水平，同時也就使貨幣的定義大大擴展了；而貨幣的需求，則大大超過交易需求的數量，伴隨著資本的沖動，特別是金融投機的沖動，越來越變得難于把握，從而大大動搖了簡單貨幣數量論中關于貨幣流通速度不變的假定。由此產生的問題是：決定貨幣需求水平及其變動的因素究竟是什么？貨幣與真實經濟活動水平究竟有沒有聯系，如果有，這種聯系是怎樣發生的？于是，對貨幣傳遞機制的分析伴隨著作為資產形式的貨幣需求分析一同發展起來。

魏克賽爾對貨幣數量說的挑戰

19世紀后半期至20世紀初，雖是早期貨幣數量說的極盛時期，但是，經濟現實的大踏步前進，尤其是周期性危機的愈演愈烈，西方經濟學界已經開始醞釀著一場貨幣理論乃至整個經濟理論的根本變革。在這場變革中，瑞典學派的鼻祖克尼特·魏克賽爾（K.Wicksell）不啻是最重要的先驅。他的著名的累積過程理論，形成當時對貨幣數量論的最強有力的挑戰。但是，對于用貨幣數量論直接解釋經濟現實的可靠性，魏克賽爾表示了極大的懷疑，甚至認為，事實與理論從未能取得一致。

有人認為，他的這種看法是由于19世紀中期，貨幣數量與物價水平反向變動的事實所引起的。為了解釋這種事實與理論相背離的情形，魏克賽爾對貨幣數量論的批評是從否定其立論前提入手的。他指出，貨幣數量論“只是基于一些同實踐很少關系，有些方面簡直全然沒有關系的假定”，而其中最為脆弱的假定就是貨幣流通速度不變。如前所述，貨幣數量論者認為，人們的貨幣需求是支配貨幣流通速度變動的因素。

因此，他們所假定的貨幣流通速度不變包含三重含義：貨幣需求是較為穩定的、完全由個人決定的獨立變量；貨幣僅用作流通手段；狹義的貨幣定義。根據這些假定，可以說，早期貨幣數量論得以成立是以純現金經濟或簡單信用經濟為背景的。對此，魏克賽爾指出，在（當時）經濟活動的廣大范圍內，由于銀行的無所不包的金融職能，特別是由于銀行的存款創造能力，個人余額已被一種集體保持的余額所代替，“貨幣的供給，越來越傾向于能夠適應需求的水平，已不再可能將貨幣的供給同它的需求劃分開來看作是一個獨立的變量。”

結果“就由需求本身提供了”貨幣的供給””，二者的伸張力都大大增加了。因此，就貨幣流通速度而言，“實際上它會完全自動地擴大或收縮的，同時，特別是由于經濟進步的結果，它能夠作幾乎任何如所想望的增加，并且在理論上它的伸縮力是沒有限制的。”據此，有人認為，魏克賽爾對貨幣數量論的主要批評之處有兩點：一是假定貨幣流通速度不變；二是強調現金在交換中的作用，低估了信用票據的巨大效能。但是應當指出，這兩點實際上是互相關聯的。

貨幣流通速度只是現象形態，而包括信用票據在內的貨幣對于經濟的巨大效能遠遠超出交換媒介的范圍，這才是問題的實質。魏克賽爾的貨幣理論所要做的，就是把對貨幣這種巨大效能的分析引進經濟分析中去，變歷來的“二分法”為“一元論”，并由此建立了著名的累積過程理論。所謂累積過程理論，按照魏克賽爾的意思，可以概略地表述為：由于信用的發達，貨幣的職能已經遠遠超出了媒介交易的范圍，而以其媒介投資和媒介資本借貸的職能破壞了傳統的實物經濟分析所通行的供求自動均衡法則，使經濟經常處于累積性的上下波動之中。

這是因為，在傳統的實物經濟分析中，資本的借貸是按實物單位計算的，那只適用于純實物經濟和簡單信用經濟中，而在信用發達的條件下，資本的借貸已廣泛采取貨幣（包括信用票據）的形式，由于實物資本的供求狀況與貨幣資本的供求狀況往往不一致，按實物計算的資本借貸利率與按貨幣計算的資本借貸利率也就往往不一致。這種不一致，就使經濟發生波動而失去均衡，并由此導致帶有累積性質的上升或下降過程。承認并試圖消除貨幣對經濟發生的這種影響。就是魏克賽爾的貨幣理論根本不同于傳統貨幣數量論的特征。

凱恩斯的貨幣利息理論

如果說，魏克賽爾所代表的對貨幣數量說的日益深化的批評，醞釀了西方貨幣理論的徹底變革，那末，以30年代大危機為背景，凱恩斯（J.M.Keynes）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的問世，則標志了這場變革的基本完成。因為正是30年代大危機的嚴酷事實，粉碎了傳統經濟學關于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能夠自動實現充分就業均衡的教條，迫使西方經濟學家面對現實，解釋經濟危機和大規模失業的原因。

而凱恩斯正是從破除傳統經濟分析的“二分法”入手，深入分析現代貨幣經濟的特征，由此論證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發生失業和危機的必然性，從而完成了西方貨幣理論乃至整個經濟理論的“革命”的。有人認為，貨幣是凱恩斯經濟學說的“中心概念”。正是在貨幣理論上，凱恩斯以其一生中的三部代表性著作跨了兩大步，完成了從傳統貨幣數量論到其貨幣利息理論的變革。這三部代表性著作是：《貨幣改革論》（1923年）、《貨幣論》（1930年）、《通論》（1936年）。

如果說，《貨幣改革論》只能表明凱恩斯仍然是馬歇爾等人的“現金余額說”的由衷擁護者，那么，正如美國學者迪拉德（D.Dillard）所指出的，《貨幣論》則是凱恩斯的貨幣研究從價格的貨幣論到產量的貨幣論的轉折點，但“《貨幣論》仍接近于價格理論而與產量理論離得較遠，到1936年出版的《通論》，才完成由價格分析到貨幣收入分析的轉變。純粹貨幣理論退居次要地位，代之而興的是從整個產量來考慮的貨幣理論。”

結語

從西方貨幣理論史來看，從最初的著重貨幣供給的分析到當代這種完整的貨幣分析體系，其中是經歷了一個歷史轉折時期的。貨幣數量論者認為，人們的貨幣需求是支配貨幣流通速度變動的因素。關于貨幣數量論，魏克賽爾不否認它在一定條件下的真理性，指出：“貨幣量與流通速度的乘積，在一定時間內（例如一年）與其交換的商品及勞務的價值數額之必然相等，不但是一個理論，而且是一個公理。”

本文轉自:財經縱談